巨大的困境
虽然杰斐逊主义者在传统上远比威尔逊主义者或汉密尔顿主义者更怀疑英国，但与其他几大流派相比，英国实力的沉浮却对杰斐逊主义者带来更多严峻的挑战。汉密尔顿主义者与威尔逊主义者一贯视外交政策为梦想地带，从与英国合作轻松地过渡到了取而代之。
杰斐逊主义者可没有如此轻松的选择。按照杰斐逊主义观点，从表面上看，美国努力取代英国的全球体系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作为全球霸权的生活既艰难又忙乱。喀布尔的部落造反了吗？马尼拉正在酝酿一场政变吗？南中国海的海盗行为越来越猖獗吗？圣地的阿拉伯人正在轰炸以色列人（或者相反）吗？
作为全球性霸权，必须明确成千上万种危机中哪种会在某10年中对霸权秩序造成威胁。而且，即使霸权国家确定在喀布尔内陆特定地区发生的某次部落集团起义不需要作出军事反应，也必须维持能够在阿富汗、朝鲜、索马里和台湾作战的后备部队。
同时，地球上所有国家的代表都纷纷来到霸权国家的首都，其中许多人准备实施贿赂手段（希律王、克里奥帕特拉等都访问罗马或派驻全权大使）。外国旅游者一度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方式来到那里，赢得霸权国家对其各种阴谋的支持。在影响霸权国家政策方面，他们拉拢媒体、贿赂政客、向大公司提供利润丰厚的合同，不费金钱和力气便能赢得游说支持，这些手腕真是太多了。
而且，霸权国家的首都无疑一个充满秘密的地方，其中许多秘密肮脏无比：有与盟国签订的秘密协议，有军事计划秘密，也有众多情报机构的秘密以及特工网络。许多与霸权结盟的国家并非特别可爱。在这个悲惨世界的多数血腥斗争之中，双方都很诡诈，双方都沾满了鲜血，都不关心个人和帮派野心之外的自由和美德。霸权总会与凶手和暴徒缔结协议，霸权也总是希望盟国比对手更善于谋财害命。霸权国家的代理人和官员对谋杀先是视而不见，然后暗中合作，最后便是煽风点火。
这里不是耶路撒冷，不是“山顶之城”。这里不是巴比伦，也不是尼尼微[9]。这是奥吉亚斯王的牛棚[10]，不是诚实的共和国。杰斐逊主义者认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国家没有什么诱人之处。
因此，杰斐逊主义者在20世纪上半叶想尽千方百计，不想戴上这个带刺的皇冠。杰斐逊主义者最不支持美国加入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冷战期间，他们最不相信斗争的必要性和有用性。
杰斐逊主义者在20世纪的政治命运好坏参半。从短期来看，一战的余波让杰斐逊主义得到了巨大推崇。反对美国参战的人一直指出，华尔街和纽约银行在逐渐走向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值得怀疑。“在这场有争议的事件中，我们向盟国提供了数亿美元的贷款。”诺里斯[11]参议员于1917年对参议院说。他还老调重提，引用了杰斐逊主义者反对汉密尔顿主义者商人试图在拿破仑战争中与英国结盟时的论点。诺里斯称，“如果我国被引入灾难”，银行和军火合同商便“盼望着多挣数百万美元”。他还坦率地指责华尔街贿赂报纸，玩弄形式复杂而资金充裕的游戏，将美国拖入无意义、不道德的可怕战争。
“打仗和备战的目的就是赚钱。人类的痛苦和牺牲是必需的，但华尔街只考虑美元和美分。”诺里斯说。在如此一番宣传之后，他真诚地告诫人们：“数百万同胞将浴血疆场，数百万妇女将伤心落泪，数百万儿童将忍受寒冷，数百万婴儿将死于饥饿，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想维护美国公民向敌对国家运送军火的商业权利。”
诺里斯没有说动他的同事，议员们仍以82票对6票的结果通过了向德国宣战的决议。但战争的结果让许多美国人确信，他一直是正确的。布尔什维克发表的盟国秘密条约表明了英法民主理想主义背后的自私目的。战后英国帝国主义的赤裸裸的表演（包括对印度独立示威的暴力镇压、英国统治在中东和非洲前德国殖民地的血腥扩张），更加恶化了美国人民对战后盟国的看法，就像战争一结束时法国执行的苛刻、近视和报复的对德政策一样。
大萧条严重削弱了美国人对商业领袖的尊重。1934年由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杰拉德·奈参加的著名“奈国会听证会”证实了诺里斯的许多说法，即在为美国参战争取政治支持方面，纽约的银行的确发挥了腐蚀性的潜在影响。这可谓最后一击。英法两国拒绝支付欠美国的战争债务，却有大把的钱用来压迫殖民地人民，于是美国舆论越来越反对与其海上盟国继续合作。
这种情绪导致了1935和1936年的《中立法案》，防止美国银行贷款给交战国家，并采取一些其他步骤，限制汉密尔顿主义者让美国参与未来欧洲战争的努力。在这些法案的后面是强大的美国共识，即美国是被汉密尔顿主义银行家和欧洲帝国主义分子共同诱骗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人认为，历史教训不赞成美国以后参与此类冲突。
起初，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并未扰乱这一共识。然而，在评估那些年代的事情时，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历史经验和知识使杰斐逊主义者不愿在抵制希特勒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至少直到1938年内维尔·张伯伦在慕尼黑铸下大错的时候，杰斐逊主义者仍然希望和相信，法国和英国能够遏制一个已被大大削弱的德国，裁军协议也能够限制日本以及其他修正主义国家挑战现有世界秩序的能力。遗憾的是，与美国舆论不同，英国和法国政府无法阻止希特勒，结果欧洲形势危如累卵，日本反而更加嚣张，中国更加虚弱。
英国和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对希特勒采取有效的行动绝对不是美国的错误。军事专家几乎一致地认为，直到在《慕尼黑协定》中割让具有战略意义的苏台德区时，英国和法国只需表现出一丁点儿抵制，就能够迅速而轻松地迫使德国放弃初衷，并引发针对希特勒的军事政变。
从独立战争起，杰斐逊主义者就习惯于视英国和法国为勇猛善战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无法理解一战对这两个国家士气的破坏程度，它们已不能像强国一样行事了。杰斐逊主义者的估计是错误的，但并不愚蠢和天真。这种指责更适用于美国的太平洋政策，美国普遍存在着高估中国抗击日本侵略、保卫自己的趋势扎根于威尔逊主义而非杰斐逊主义的错觉。
杰斐逊主义者以及其他人一直希望和相信，国际力量均势能够在没有美国直接干预的情况下自动保持良好状态。等他们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的确，他们认为，在希特勒成为真正威胁之前，英国和法国就能够摧毁他。在错过了那个点之后，他们又认为，历史和理性都在自己一侧，英国和法国会放弃对苏联的意识形态仇恨，将反对修正主义德国当成共同的事业。毕竟，信仰天主教的法国曾经与土耳其人结盟，对抗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
可悲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杰斐逊主义者认为欧洲国家会认识并遵循自己的利益，结果却毁在了这一想法上。他们不能相信现代世界的历史大国会袖手旁观，眼看着他们所依赖的欧洲均势毁于一旦。
直到1939年夏，杰斐逊主义者依然理性地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欧洲国家联盟能够在没有美国援助的情况下阻止德国。到了1939年苏德结盟，战争才不可避免。只是在1940年五六月份希特勒针对法国的闪电战取得胜利之后，事态才变得明确无比，即美国的重要利益迟早会要求美国参与欧洲战争。
不过，令人失望的战略现实研究表明，应该进行紧迫的备战了，但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许多杰斐逊主义者依然强烈反对美国参战。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夫妇是举世闻名、才华横溢的杰斐逊主义者，他们此前的著作巧妙地总结了两个世纪的杰斐逊主义思想史，阐明了武器销售、银行贷款和美国参与一战之间的联系。他们固执地反对美国参与二战，这对他们的声誉造成了持久的伤害。甚至在1947年，查尔斯·比尔德还执著于证明罗斯福欺骗了美国人民，将人民无情地拖入了不必要的战争。
在战争酝酿阶段，杰斐逊主义者执著而不合时宜地坚持孤立主义，其派别受到惨重破坏。战后，杰斐逊主义者或者径直反对冷战，或者要求美国对苏联的行为不要太强硬，结果从政治上讲，他们发现自己又站到了历史的错误一侧。
将杰斐逊主义的影响在20世纪中叶降至历史低谷的还有其他因素。一系列事件使20世纪中叶的美国人（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深信，20世纪的问题需要一个更为强大的、过去无法容忍的联邦政府而杰斐逊主义学派最反对强大而集权的联邦政府，所以它的政治实力被这些事件深深动摇。
由于美国新政为数百万可能没有希望的人民提供了经济指导和紧急援助，所以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困难首先导致了联邦政府职能的大幅扩张。认可赤字支出是刺激经济的常规工具，这破坏了杰斐逊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学说。巨额政府赤字被视做将金钱从富人向中产阶级转移的手段。到1950年，几乎没有人怀疑经济现实需要一个强大而积极的联邦政府。
私人企业实力和规模的增长是使许多美国人发现联邦力量增长新优点的又一个因素。各州无力管理大型公司。政客们归根到底至少要受某种形式的民主控制，即便不负责任的私人力量不受更多的民主控制，美国人民的安全和自由也受到了威胁。
由于冷战的结果，反对“新政”中政府和经济规定的保守分子也发现有理由支持联邦政府的大幅增强。与苏联的生死斗争以及斗争所需的巨大支出和大规模常备部队，使许多保守分子确信，联邦政府必须超越传统规模。
这一时期的其他事态也削弱了杰斐逊主义政治学在美国的力量。20世纪中叶是行政力量的全盛时期，美国人民及其选出的代表越来越感觉到，关键决定需要留给专家和职业人士作出。抗生素的发展和肺结核、梅毒和脊髓灰质炎等可怕疾病的攻克给予科学药物巨大的尊严。科学家和工程师创造了电视等最新奇迹，也制造了核武器等祸端。
鉴于这些最新而强大的技术，平民百姓需要尊重专家意见似乎合情合理。传统上，杰斐逊主义者指责精英为寄生虫，认为他们欺骗公共舆论，让人们认为政府过于复杂，而只有“专家”才能理解和掌控。这些寄生虫关于必需专业知识的说法在1800年没有兑现，美国民主已经将权力赋予普通百姓之手。(https://www.daowen.com)
但是，如果这些说法在1950年成为现实会怎么样呢？如果现代生活中的问题真的困难而复杂，普通百姓无法判断，又会怎么样呢？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是最后一击。传统的杰斐逊主义思想一直视联邦政府为自由的威胁，而各州和地方政府更接近人民，滥用权力的可能性较小。但是民权运动使这种说法经受了考验。如果各州和地方政府运用权力剥夺公民的宪法权利，会怎么样呢？发挥联邦宪法的权威，挑战各州的歧视，难道不是联邦政府的职责吗？自由的所有真正朋友难道不应该站在联邦政府一边，对抗篡夺权力的各州吗？
所有这些情况都有力地增强了冷战时代的反杰斐逊主义神话：美国在国内外的民主价值观是旧日纯朴时代的真理。在20世纪中叶的复杂世界中，美国人民需要展现成熟，告别杰斐逊主义理想。
在所有这些压力之下，杰斐逊主义思想逐渐式微，几乎不足以成为对美国外交政策乃至国内政策的四大影响之一。但是，杰斐逊主义理想已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生活，不可能完全消失。他们的思想尽管有时不受人欢迎，但在20世纪中叶的黑暗时代，杰斐逊主义者也继续竭尽全力塑造美国的政策。
杰斐逊主义观点在外交政策中的残余力量仍然在反对或支持冷战的过程中反映出来。甚至在日趋衰落的时候，各种学派也不是铁板一块。拥有杰斐逊主义背景的人在冷战期间的观点也不相同。与原则支持发展中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美国团体不同，甚至与更少的支持苏联的美国人不同，杰斐逊主义者一般会在众多立场中选择一种。
在杰斐逊主义少数派中，还有一个规模不断变化但思想非常重要的少数派，他们认为冷战中的所有努力都是不必要的。在40年的对抗中，支持这一立场的论点不断变化，但经常包括苏联是一个防御性而非进攻性国家的说法。美国的政策迫使苏联走向敌对，如果美国放松压力，让苏联感到更为安全，国际紧张局势就会减轻。
此外，杰斐逊主义者在冷战期间提出的典型论点认为，欧洲均势可以在没有美国过多参与的情况下有效自我管理。不管苏联的意图是什么，西欧一旦在战后实现稳定，苏联人就不可能再主导欧洲。苏联过于落后，内部压力过大，而西欧对进行苏联式的革命没有什么兴趣。
随着冷战竞争的焦点转移到发展中世界，杰斐逊主义者（偶尔还有威尔逊主义者的支持）认为美国的战略南辕北辙。为了反共，美国与腐败的极权国家为伍，实际上增强了正要反对的力量。在发展中世界正在崛起的一代最英明、最具理想主义的人中，许多人对盗贼统治但亲华盛顿独裁者的腐败、无能和贪婪深恶痛绝，转而被吸引到共产主义者的行列。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信奉理想主义的欧洲人被短暂地吸引到了共产主义者一方。许多杰斐逊主义批评者认为，实际上，美国正在反对的许多革命注定会取得胜利。美国正在背叛对人权事业和民主体制的公开承诺，变成了凶手、打手和窃贼的帮凶，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他们的训练者和促成者。
温和的杰斐逊主义观点受到了这些论点的影响，但还不至于彻底告别冷战的努力。其实，温和的杰斐逊主义者追求的是设法降低他们所谓必要斗争的成本（有些人认为，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苏联拒不妥协，但另外一些人认为，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美国支持冷战的舆论大行其道）。
杰斐逊主义者急切地追求替代被视为过于冒险和昂贵的冷战战略的方式，选择比由美国资助和领导的世界联盟更为便宜的遏制苏联的途径。许多人支持对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和平试探作出积极响应，建议在德国中立和永久缴械的基础上找到解决方式。
最经常提及的替代战略也许是寻找并利用共产主义集团之间的分歧。杰斐逊主义者认为，毛泽东、胡志明和铁托等人更像深刻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亲苏分子。于是他们敦促早日承认中国，主张美国尽更大努力离间苏联与中国、越南、罗马尼亚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以无情和敌意对待这些国家只能将它们推向苏联的怀抱，强化而不是削弱这个敌对集团。
杰斐逊主义者对冷战的另一个反应是认为军备控制理所应当。如果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威慑和军备平衡，那么就会没有什么损失，相反收获很大，省下了金钱，削弱了军工联合体，降低了核战争的可能，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达成战略平衡。
杰斐逊主义者遵循传统思想和重点，竭力限制冷战气氛约束公民自由的倾向。从总体上说，杰斐逊主义者反对在政府、大学、牧师和媒体中清除共产党员和左翼同情者，认为这过于蛊惑人心。他们指责规定加入美国共产党为非法的法律，捍卫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同情分子自由讲话的权利。
从杰斐逊主义的角度看，在冷战期间的许多时候，美国人的自由与其说是受到了共产党敌人阴谋的威胁，还不如说是受到了所谓朋友愚笨而压制性的手段的威胁。
在冷战时代，尽管杰斐逊主义者的声音总体上处于下风，但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中也不是没有影响。当超级鹰派理查德·尼克松开始与中国和解时，杰斐逊主义关于如何处理冷战的思想显然成了主流思想。尼克松与苏联实现缓和的方法（为了降低美国外交政策的成本和风险，而尽量缩小与危险大国的意识形态冲突），正是杰斐逊本人可能会尝试的东西。尼克松下决心将人权从议事日程上拿开，与勃列日涅夫达成军备控制协议，这当然让人想起了杰斐逊写给亚历山大一世的谦卑而殷勤的信。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收回了美国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和菲律宾马科斯独裁政权的支持，悄悄地承认了杰斐逊主义观点的优点，避免了以反共名义与罪恶政权交往过密。杰斐逊主义的裁军逻辑也被广泛接受，从肯尼迪到里根的每位总统都严肃地努力限制核武器的开发和蔓延。
在越战之前的20年内，杰斐逊主义限制美国融入世界、限制运用美国实力的思想和语言显然已经过时。但在一代人的冷战和危机之后，越战让许多美国人想起了反对权力傲慢和帝国总统的理由，这些思想又出现了复苏。威尔逊“十四点”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沃尔特·李普曼撰写了一个又一个杰斐逊主义专栏，攻击在越南的帝国傲慢，阿肯色州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也在参议院猛烈攻击“大国的傲慢”。激起20世纪40年代备受轻视的孤立主义的杰斐逊主义思想又回到了美国外交政策辩论的核心。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时代潮流开始有利于杰斐逊主义思想。越战带来的失望和失败，五角大楼文件揭露出来的政府骗局以及水门丑闻中每条标题新闻的刺耳喧嚣，唤醒了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
20世纪末，世纪中叶集权化、职业化的趋势出现逆转，部分帮助杰斐逊主义在外交政策中的影响再度复苏。三里岛[12]核电厂事故强化了人们不断出现的怀疑，认为不应该将重要社会决定交给科学家和专家。针对医疗机构的群众暴乱让数百万美国人看透了医生和医疗体制，让他们“掌握自己的治疗权”，返回古老的自力更生理想。
作为一种经济学说，自由主义也再度复苏。三大电视网络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管理之下的商业寡头和垄断企业，曾经是20世纪中叶美国当局的骄傲，现在则被嘲笑为效率低下的恐龙。人们突然发现，中央控制阻碍了创新，助长了平庸。放松管制成为监管政策的格言，美国的经济学界重新看到了自由奇迹。
政府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重估。在数年的权力集中之后，决策者开始发现了各州政府的最新优点。从尼克松政府开始，华盛顿开始向各州政府返还收入和权力。到20世纪20年代，甚至最高法院也重拾联邦主义，发布了一系列限制国家政府立法权力的决定。
20世纪最后几年，美国社会的其他情况也都促进了杰斐逊主义的复兴。杰斐逊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都热衷于自由，但他们捍卫自由的方式不同。方式的不同可以追溯至17世纪，当时清教徒赶走了马萨诸塞州的罗杰·威廉斯和安妮·哈钦森等自由派思想家。威尔逊主义者与清教徒一样，认为善男信女们有权力和义务让弱小社会成员遵循良好的原则。他们认为各州是实施上帝法律的适当实体。
20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好像从清教徒与威尔逊主义时代变成了自由主义与杰斐逊主义时代。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人民不再强调社会和性顺从的重要性，转而强调有权自由生活，不需要任何权威的许可或约束。
虽然美国政治是一条混浊的大河，有许多旋涡和逆流，但从整体来看，社会越来越不支持政府控制个人的选择和行为。最明显的标志是反毒品战，这也许是当今时代各级政府约束个人行为的最为持久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最后几年，为了控制毒品，政府进行了全面禁止、判以长期徒刑，以及一些与传统杰斐逊主义的公民自由概念背道而驰的强力措施。这激起了一种有趣的反响。一种叫做“危害削减”的方式越来越受到欢迎，替代了反毒品战争，这表明杰斐逊主义思想又起作用了。让美国的金钱和（更糟的情况下）军队与不可靠的准军事组织为伍，与毒品贩子及其游击队盟军开展前途未卜的斗争，这可是杰斐逊主义者的典型噩梦。如果是这样，美国军队将陷入漫长、混乱、残暴而腐朽的禁毒斗争，还可能与外国内战交织在一起，再加上可能对士气造成影响，这些前景都令杰斐逊主义者不寒而栗。杰斐逊主义者努力改变美国国内政策，避免发生海外毒品战争，反映了杰斐逊主义者最深刻的战略和政治价值观。
无论如何，由于对自由主义经济和分权式政府重燃兴趣，杰斐逊主义从中世纪的衰落中实现复苏，现在看来这种趋势必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