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如何改变了世界
虽然传教士对政府政策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他们的主要影响还是在政府之外：在美国和外国公民社会中创建制度、关系和文化社会现实，以及教会活动带来的其他变化。
在许多方面，传教运动对美国国内的影响超过其国境之外。首先，在整个美国历史中，传教士及其后裔充当了美国民众与海外民众沟通的渠道。尽管商人、游客、政府官员、水手、记者、顾问（比如内战后为埃及政府提供军事现代化咨询的前南方邦联将军们）长期而大量地出现在世界各地，但传教士以及教会相关人员在历史上多数时间内是美国人与人口众多的非欧洲国家进行交流的主要桥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传教士在美国与海外普通人民之间建立起了个人联系。虽然各教派的确切结构各有不同，虽然教会院校与教会结构也有所不同，但教会的所有努力都是建立在基层美国人民自愿支持和奉献基础之上的。传教士一般是由地方教会或同一地区的一批教会派出的，而且人员经常是在本社区支持下长大成人的年轻男女。传教士经常对家乡教会的要求作出响应，也定期告假回乡走亲串友，继续唤起支持者的热情和投入。虽然从未到过外国，但数百万美国人却感觉与中国妇女的扫盲项目、亚美尼亚的中学、巴尔干半岛的圣经学院或波利尼西亚正在修建教堂的一个地方教会有着不解之缘。一些传教士描述的情况成为畅销书籍，既有外国文化的奇异细节，也有振奋人心的信仰故事。地方传教士或全国闻名教会人物的造访往往是当地一年之中的盛事。
传教运动是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和天主教徒直接接触和体验外交事务的最初切入点。因为职业教育对赢得外国教会委员会承认的妇女开放，所以内战后才华横溢、雄心勃勃的几代妇女都在海外开创了事业。在某种程度上，传教运动是为妇女撬开职业教育之门的杠杆，但以毕业后马上离开国家为条件来接收女学生进入职业学校显然是荒谬的。
传教士不论地理位置和阶级，使美国人与外部世界建立了直接接触，从这一点上讲，传教士也是追求平等和民主的。贫困的农村地区支持外国教会，于是收到了海外的来信，接待了海外的访客。当政治家们的信箱里塞满了对中国铁路贷款的抗议信时，他们发现许多既非外交政策一部分，亦非当时经济精英的美国公民，竟然深深地关心着海外的事件。
传教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国内结果是美国大学的国际化。把大学当成传教场所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至1769年伊洛扎·惠洛克为按照基督教原则教育印第安人而建立的达特茅斯基金会。但到19世纪中叶，传教士则经常把年轻有为的海外青年送到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对许多美国学生而言，教会学生是他们见到的第一批外国人。数年以来，他们对这些学生平等相待，当地宗教和教育机构运用一切力量和尊严，礼貌和友好地对待外国人，这些都对成千上万名大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些情况下，教会学生是允许进入大学的惟一非欧洲种族团体。
第一位被送往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国学生是1850年被耶鲁大学录取的容闳。到1999年，约有3.1万名中国学生被美国的高校录取。中美之间这一漫长而日渐增加的交流已经非常活跃，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内必将更加活跃和深入。
这只是传教运动使美国普遍存在的偏见和仇恨缓慢消融的许多方式之一。例如，异族收养得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作家赛珍珠（及其传教士女儿）的热情支持。她在中国人中间长大，没有当时扰乱美国人生活的种族偏见。朝鲜战争期间，她与教会人员一起敦促欧洲裔美国人收养朝鲜战争的孤儿。就在一代人之前刚通过禁止“东方人”向美国移民的法律，在10年之前许多日本裔美国人还被迫在二战期间进入收容所。
赛珍珠并非单枪匹马。传教士们出来的时候可能心怀各种各样的偏见，有些可能终生未能放弃，但对许多人来说，传教经历完全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随着传教国家本地教会的发展，传教士们越来越多地学习与当地教会当局合作并接受它们的领导。除了几个例外情况，多数传教士的收入都非常低，不可能与殖民时期西方国家派去管理非洲和亚洲的商人和政府官员那样过上舒服的生活。朋友、邻居和职业伙伴被越来越多地吸引到他们身边，他们孩子的伙伴是“本地人”，而且通过教会大学校友之间的联系，朋友之中已经有了殖民地世界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毫无疑问，许多传教士傲慢神气、充满偏见，但传教领域是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学习与其他文化背景人民平等相处的第一个地方。随着教会委员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批跨国公司，它们也是第一批将本地人系统性地安排在领导岗位上的美国组织。
二战之后，美国已经为世界领袖地位作好了准备，这主要是传教运动的结果。传教士的子女从孩提时代就掌握外国语言，熟悉外国文化，是战争期间、占领期间外交使团、美国军队的无价资产，也是美国商业国际扩张的重要雇员。据调查，在二战期间，约有50%的“外国文化专家”是传教士的后裔。这在欧洲帝国在第三世界纷纷崩溃时尤为重要，因为美国传教士正好都驻扎在第三世界。
传教运动反过来改变本国文化的进程现在仍在继续。中美洲和拉美地区天主教使团和教会神职人员做了很多工作，使美国社会对这些社会的价值观和关切变得敏感起来。后期圣徒精力充沛、极其成功的传教工作使犹他州成为合众国中最具世界主义的一个州。由于摩门教的传教努力，带来了许多交流和接触，使这一地理位置相对孤立的州越来越多地参与了贸易和其他国际关系。年轻的摩门教徒一般会从事两年传教，而且随着许多外国教徒来到盐湖城空荡的大厅和神圣的回廊里学习，犹他州令人意外地充满了熟练掌握外国语言、拥有海外朋友和联系的活力青年。摩门教精神权威与1978年6月9日作出的允许黑人完全加入摩门教会的决定显然反映了这种传教经历，这与许多其他美国教会团体为摆脱大众文化中的种族主义而采取的步骤大体相似。
最后，美国与其他西方传教士的海外存在激起了一股“传教回流”，加快了非西方和伊斯兰思想对美国社会的渗透。传教士们努力将其他信仰的神圣文献翻译成英语，本意是为了让西方人在与异教徒的斗争中多掌握一些知识，但这些文献中的思想很快就在美国思潮中找到了立足之地。爱默生、梭罗大量阅读印度教经文及其思想，而且美国思想生活的发展也深受这些思想的影响。
印度教、佛教和穆斯林等信仰本来没有传教传统，但到了21世纪，美国日益成为这些信仰有意识的传教努力的舞台。这些努力，再加上移民，促进了美国非基督教、非犹太教信众团体的日益扩大，这些宗教传统的思想和价值观广泛地进入了美国人的生活。
因此，不管初衷如何，传教士们还是帮助美国文化向非基督教思想打开了大门。这一现象使美国公众对非西方传统更加尊重和容忍，对非西方传统也更加了解。这种结果极大地增强了美国人民在全球文明发展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能力。
19世纪的传教运动以及推广博爱国际主义的类似运动，也使美国之外的世界发生了重要变化。教堂得以建立，并逐渐对许多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全球和平、裁军、仲裁和人权运动的开始，国际公民社会也开始扎下根来。美国传教士和慈善家不是这场戏剧中的惟一演员。在这个时期，许多传教士也纷纷走出欧洲。尤其是英国，它是传教运动的发源地，尤其是在19世纪上半叶，它是废奴与和平运动中不容置疑的世界中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美国人民宗教狂热、博爱倾向和美国社会物质财富的支持下，美国传教士逐渐占据了核心舞台，英国退居从属地位。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传教士在全世界新教传教士中的百分比稳步增长。
虽然仅仅根据成功建立教堂的数量来衡量传教运动的影响是一个错误，但传教士在传播信仰方面的确获得了广泛（虽然不是全球性的）的成功，他们建立的教堂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在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年前，基督教在朝鲜基本上无人知晓。到1995年，韩国33%的人口是新教徒，其他7%是天主教徒，还有很多人属于独特的将基督教与朝鲜传统信仰合二为一的朝鲜融合教。这个团体包括非常著名但充满争议的以文鲜明为首的统一教。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内，教会及其成员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在日本占领时期，教会学校是对朝鲜人开放的少数地方之一，他们可以借此逃避日本主导的教育体系，教会成为朝鲜民族主义的集合地。在朝鲜战争及其之后，教会和外国教士在建设和稳定韩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最终使韩国军人独裁政权告终的民主运动中，基督教教会发挥了主要作用。在头两位民主选举的韩国总统中，第一位总统金泳三是新教徒，第二位总统金大中则是天主教徒。
虽然传教努力在中国的影响没有那么显著，但教会在华活动的长期结果可能比韩国还要显著。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学习的传统开始于传教士的努力，而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学生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大学也使成千上万名中国精英接触到广泛的美国思想和影响。
1949年之后，传教士和中国教会继续在海外华人中间开展工作，这些华人加入基督教教会的比率接近了韩国的比率（新加坡是14%，印度尼西亚、美国、越南稍高一点，菲律宾则更高一些）。这不是一个普遍性的趋势：台湾地区人口中现在只有3.6%是基督教徒，而且这一数字还包括了非华人部族团体。中国香港和泰国的百分比同样较低。总计起来，全世界大约有5000万到1亿名华人拥有这种或那种基督教信仰，这个数字与英国或法国的人口大体相等，甚至还高，比美国教会开始开展对华传教计划时美国的人口大得多。在本世纪，这些人群很可能会对东南亚、中国和全世界的宗教和文化气氛产生巨大影响。(https://www.daowen.com)
在拉丁美洲，传教士们的夙愿也可能正在实现，并同时重新塑造着社会和政治现实。危地马拉和其他国家可能大多数人是新教徒。在巴西、智利和其他地方，福音派和圣灵降临派教徒已经经历了显著的增长。零星的证据表明，新教的重大复兴正在古巴出现。这种增长正改变着拉丁美洲一些地区的社会，而不仅限于土著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地区，主要的城镇中心也是如此。基督教新教在美籍拉美人中的惊人蔓延为未来的传教努力提供了一个越来越雄厚和有影响的支持基础。拉丁美洲好像在本世纪就能成为具有多种宗教的地区，拉美社会5个世纪以来对天主教的认同将走向结束，并将对西半球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美国的天主教传教运动也对国外产生了显著影响。美国曾经是外国天主教牧师传教的场所，现在已经成为天主教国际力量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美国的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都在天主教在非洲的快速蔓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蔓延在殖民统治结束以后仍在继续并有所加速。就像在菲律宾、朝鲜和台湾地区一样，当地基督教徒及其教会在遍及非洲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国教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一直为建立西方民主体制的非洲版本而斗争，他只是这一领域众多知名非洲基督教徒的一员。如果没有基督教传教士，伊斯兰教可能已经在整个非洲取代了多神教。基督教在那里的蔓延具有真正的世界历史重要意义。许多非洲人信仰的天主教好像可能为罗马天主教会在第三个千年继续发挥作用提供重要成分。同时，教会组织继续在为非洲战争和灾难受害者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且非洲大部地区任何朝向稳定民主统治的进展，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殖民时期传教士们所建立的教堂的结果。
不管宗教影响有多大，理解传教运动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重要性的关键是理解其在非宗教方面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的原有领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地区与现代中东的边界大体相同，还要再加上东南欧的大部分。这是美国传教运动第一次重大传教活动的目标地区，这比在中国的重大传教活动早了50年。在这里，美国传教士的宗教目标（将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转化成基督教徒）遭到了重挫。而且，他们所选择的方法（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提升该帝国中基督教少数派的地位）也被埋没在世界上一些最古老基督教人群的废墟中。对美国人在中东地区传教记录的最终历史评价可能是：传教士们实现了伊斯兰教在13世纪没有实现的目标，即在中东大部地区清除基督教，使之成为没有生命力的宗教。
但是，尽管他们没有实现宗教目标，可传教士们改变了中东，其方式今天仍然有效。
第一批传教士一认识到本地区的穆斯林多数对基督教教义不感兴趣，就改变了战术。美国传教士转向该帝国古老的基督教少数派，包括从穆罕默德时期穆斯林统治下生存下来的人们：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景教和迦勒底教派、埃及的科普特人和被穆斯林占领1000年之后仍然愿意秉承祖辈宗教信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此外，因为多数巴尔干人当时仍然生活在奥斯曼统治之下，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以及其他人成为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关怀的对象。
这些古老团体的基督教与当时美国人的新教大为不同。东方教会的东正教和东方传统与美国的福音主义之间教条的不同只是差别的一部分。如果没有罗马宗教派别的约束或新教世界的积极领导，并被奥斯曼体系贬低为二等公民，那么中东地区的基督教人群就会处于热心传教士也会感到震惊的境地——令人回想起西方黑暗年代（停滞、野蛮和腐败横行的年代）的乔纳森·爱德华和蒂默西·德怀特等热心信徒。朗读经文和进行祈祷所用的语言牧师们不明白，普通人也不明白。外行人和牧师们都处于堕落状态：讲究形式主义、买卖圣职、心态冷漠、目不识丁。教会战略家们说，难怪穆斯林对耶稣的宗教毫无兴趣。这些基督教团体没有什么值得让他们模仿或尊重。因此，传教士们决定唤醒这些基督教群体，以开始转化奥斯曼世界。
传教士们在近东少数民族中掀起了民族复兴运动。长此以往，他们获得了巨大成功。出版社既用当代少数民族语言出版实用著作，也出版神学著作。寄宿学校和大学得以创立，招收男女学生。有才华的学生得到了奖学金，被送到美国去学习。
这些逐渐产生了影响，不管是宗教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在一些情况下，基督教新教信徒逃过了传统当局的司法管辖；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在没有明确告别过去的情况下出现了新的影响。部分是因为欧洲和西方影响在穆斯林世界同时上升，基督教不再是一种社会和经济劣势。信仰基督教的孩子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讲西方语言，懂得西方的观念，并很快从广泛的商业和社会网络中受益。随着希腊人、塞族人等奥斯曼帝国的少数民族在欧洲部分寻求并获得独立地位，其他信仰基督教的少数民族也变得日益不满起来。
占据多数地位的穆斯林看到了所有这些，并受到了激励，因而他们既希望通过上西方甚至教会学校而模仿少数民族的成功，又希望培养自己的民族意识。随着社会和世俗革命性观念在本地区的蔓延，土耳其和阿拉伯学生纷纷涌进本地区的美国（和欧洲）院校。土耳其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传教士的教育工作，但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都没有接受传教士的宗教思想。得到穆斯林世界《古兰经》开明观念的长期容忍之后，基督教少数民族已不再被视为胆怯的少数民族。他们是令人不快的西方影响的承载者，随着西方对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压力日益加大，他们被视为外来帝国主义力量的自觉代理人。
随着紧张局面的加重，整个19世纪乃至当代，这种紧张仍在上升，中东地区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凭借熟悉西方世界的优势移民至（在许多情况下）美国。从1914年开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口中基督教徒比例下降了2/3还多。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宗教失败，但传教士在中东世俗和政治舞台上亮相的意义非常深远，其结果在许多年后才会完全展现出来。接受传教士教育的知识分子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巴勒斯坦基督教徒甚至今天在巴勒斯坦政治中发挥着更大作用，虽然其数字无法说明问题。脱离了基督教神学的西方思想的吸引力仍然是根本性的，是深刻的。当代伊朗的民主运动，伊斯兰世界对妇女适当角色的讨论持续不断，都是例证。
尽管美国传教士不是中东地区惟一的西方影响，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传教士的存在非常独特，因为它相对而言更无私。直到二战结束，英国和法国一直是本地区的主要西方帝国。美国在这里没有基地，只有一些象征性的投资。结果，中东对美国的同情在今天仍未全部消失。直到最近，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还把美国看做友好的反帝国家。甚至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的时候，美国还站在阿拉伯的一边，反对英国、以色列和法国同盟。土耳其人依然把美国看做充满同情心的国家，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也是如此。
自由民主制度在中东无处可寻，它是一种中东统治者必须与之斗争的力量。穆斯林思想家在该世纪初借鉴基督教神学理论应对现代科学和政治发展的步骤，提出了自由而现代的伊斯兰思潮，现在依然是原教旨主义运动的首要意识形态对手，而原教旨主义运动好像在中东多数地区已经大势已去。现在也是如此，传教士们一百多年前鼓吹的一些核心意识形态概念采用的是穆斯林形式，而非基督教形式，并可能在本世纪发挥重要作用。
在全球范围内，传教运动的世俗贡献可能最终比其宗教成就更具影响。自由民主制度至少在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仍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国、越南、缅甸和朝鲜仍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各种不同的诉求和成功，但没有哪一个社会好像已经为未来设定好了意识形态议程。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自由民主制度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手，它萦绕在穆斯林中东地区官员的脑海之中，并与巴尔干半岛不断浮现的民粹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支持这一世界性运动向人道和自由民主发展的是一系列倡导人权、保护记者、捍卫种族、宗教和妇女权利、公正对待难民、裁军的活动和其他自由事业。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组织与教会有直接的机构联系。但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联系是文化、意识形态或个人方面的。在一些情况下，比如朝鲜民主运动，这些运动的基地就是教会。在另一些情况下，就像泰国庞大的农民非政府组织网络一样，传教士、与教会有关的开发组织以及基金会都支持当地的非基督教运动。环顾第三世界，反对使用童工、女性割礼和劳务还债等邪恶做法的国际运动正是在目前的现实中继承了教会传统。
这一全球运动尽管形式多种多样，不受任何单一核心的控制，也不针对任何单一目标，但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美国等地的传教士。他们不惜生命，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传播他们认为与基督教信仰有关的教义和民主政府理念。今天，威尔逊主义者试图像过去一样，将美国外交政策与这一伟大国际运动的目标联系有力地联系起来。这再自然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