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写作这本书时，我真是得到了上帝保佑，得到了一大批杰出人士的友谊和帮助。

首先，我想感谢理查德·利昂以及世界基金会的董事会。他们对一位年轻作者坚定而慷慨的支持和指导使本书得以面世，而且在这许多年中，他们从未放弃希望，直到这位稍显老成、饱经风霜的作者拿出最终书稿。在这期间的几年里，这本书一度好像永远不会完成，而迪克[1]及董事会对我的信任一如既往，我对他们的感激难以言表。

在研究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新学院大学的世界政策研究所给我提供了一间办公室，并提供了思想和经济支持。我尤其感谢詹姆斯·查斯提供的编辑帮助，他还愿意让本书的早期版本在《世界政策杂志》（World Policy Journal）上发表。该大学校长乔纳森·范顿还给我极大荣誉，任命我为世界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这一友谊和支持令人感激不已。我也感谢该大学的彼得·舒莫尔、亚当·菲贝尔曼、诺亚·斯特恩塞尔和托马斯·马特扎几年来提供的研究支持。

1997年，莱斯利·盖尔布请我加入对外关系委员会，担任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从那以后，与莱斯利的友谊、他对我学问上的指导以及委员会的经济支持，使我受益不浅。生活在学者、政策制定者和睿智的普通读者之间，开阔了我的眼界，启发了我的心智，让我的生活明朗起来。

加里·赫夫鲍尔和劳伦斯·科布是我在委员会工作时负责研究项目的主任，我感谢他们对我的关照，以及对研究员们工作上的热情支持。迈克尔·彼得斯和简·默里认真履行他们的职责，保证了委员会工作环境的安宁。我要感谢他们，还要感谢其他朋友，他们的付出让我在委员会的工作愉快而卓有成效。这些人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迪思·亚当斯、弗兰克·阿尔瓦雷斯、南希·博德萨、埃丝特·伯纳姆、查尔斯·戴、帕特里夏·李·多尔夫、艾琳娜·法斯基亚诺斯、西奥菲勒斯·盖米拉斯、罗莎娜·伊万诺夫、戴维·凯洛格、伊丽莎白·科迪斯、克里斯蒂·伦珀利、埃利斯·卡尔森·刘易斯、安妮·卢扎托、埃尔瓦·墨菲、阿普里尔·帕尔莫利、拉塞尔·波梅兰兹、卡罗尔·拉思、杰弗里·赖恩克、贝蒂塔·谢弗、雅奎·塞尔伯斯特·沙因、莉萨·希尔兹、玛丽·斯特劳斯等。

在委员会工作的几年中，我有幸得到了一些最有才华、最敬业的年轻专业人士的大力支持。丽贝卡·奥布赖恩、E·本杰明·斯金纳、德里克·伦迪和劳伦斯·雷斯泽塔尔以全部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该项目中来，本书中许多宝贵的东西都得益于他们的投入和技巧。(https://www.daowen.com)

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大财富就是它的图书管理员。利·V·格斯茨、马西娅·L·斯普鲁斯、米歇尔·麦基翁、康尼·斯塔格纳罗、巴巴拉·米勒和邱明尔（Ming Er Qiu）所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本职范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简直不可能完成本书。

感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支持、新美国基金会的帮助、阿贝·洛温塔尔的热情以及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的关照，我才可以享有少有的特权，将草稿提交给纽约、华盛顿和洛杉矶的研究小组会议讨论。与会者都是在美国历史和外交政策领域内最令人敬畏、卓有成就的人士。我想向研究小组所有成员提出的宝贵评论表示感谢，这些人包括：理查德·贝茨、雷切尔·布朗森、戴维·卡拉汉、泰德·G·卡彭特、安妮·卡鲁思、约翰·卡瓦纳、詹姆斯·蔡斯、史蒂文·克莱蒙斯、艾尔伯托·科尔、凯尔·克赖顿、罗伯特·德弗奇、戴维·达菲、丹尼尔·W·菲斯克、奥尔顿·弗赖伊、阿奇·吉利斯、迈克尔·格林、泰德·霍尔斯特德、欧文·哈里斯、保罗·希尔、吉姆·霍格、莫顿·霍尔布鲁克、克里斯·艾沙姆、阿德里安·卡拉特尼基、朱迪思·基珀、拉德哈·库马、查尔斯·梅莫特、迈克尔·E·林德、贝特·鲍·劳德、迈克尔·曼德尔鲍姆、詹姆斯·曼、罗伯特·A·曼宁、安·马库森、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舒恩·默里、金伯·麦肯齐、詹恩·E·诺兰、乔纳森·帕里斯、戴维·里夫、威廉·D·罗杰斯、迪德翁·罗斯、斯坦利·希恩鲍姆、伊丽莎白·西夫顿、杰西卡·E·斯特恩、布鲁斯·斯托克斯、朱莉娅·E·斯韦格、戴维·维克托、鲁思·韦奇伍德和法里德·扎卡里娅。我尤其感激小阿瑟·施莱辛格，他诲人不倦，谦恭亲切，竭力防止我在有关安德鲁·杰克逊的回忆方面犯下严重错误。研究小组成员提出了深思熟虑的评论和大有裨益的建议，本书终稿的每一页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响。当然，如果书中尚有事实和解释错误，都是我的责任。

我还要感谢哈勒·纳泽里和乔纳森·泰珀曼，他们组织了一个由对外关系委员会年轻工作人员组成“影响研究小组”。他们都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青年才俊，把作品交由他们进行敏锐观察和坦率判断既振奋人心，又让人冷静。我极力推荐这种做法。我感谢哈勒和乔纳森及其同事，让我拥有了这一宝贵体验。

除了世界政策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各位朋友同事的慷慨支持，我还是一批捐助者慷慨解囊的受益者，他们承担了我在这两个机构的工资和花费。艾伦·阿德勒、亨利·安霍尔德特、斯坦利·S·阿金、罗伯特·J·查维斯、金伯尔·陈、玛丽·范·埃弗拉、小乔基姆·格夫勒、韦德·格林、约翰·H·古特弗罗因德、苏珊·古特弗罗因德（通过古特弗罗因德基金会）、约翰·H·J·古思（通过伍德罗克基金会）、J·托米森·希尔、弗兰克·W·霍奇、罗伯特·M·麦肯尼、温斯罗普·R·芒扬和罗伯特·罗森克兰兹都极其慷慨地支持我的工作。这些经济支持极其必要，这种友谊更是无价之宝。

如同在我15年重大学术活动中给予我的帮助一样，雪莉·施文宁格在这一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艾莉森·西尔弗长期担任我的编辑，使我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奇妙变化，并让我懂得将当代外交政策研究置于美国历史之中的重要性。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价值》（Worth）杂志的主编约翰·科滕和吉姆·朱巴克、《君子》（Esquire）杂志的马克·沃伦和《GQ》的马蒂·拜瑟一直坚定地支持我的工作。《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欧文·哈里斯发表了有关杰克逊主义外交政策传统的章节。发表之后产生的巨大反响证明《国家利益》有力地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的乔纳森·西格尔与理查德·利昂一样耐心。我的著作代理人与好朋友格里·托玛紧密配合着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遇到她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巨大转折点。安德里娅·贝雷特对我的抱怨无比耐心。像我写第一本书时一样，我的父母洛伦·米德和波利·米德花了无数小时，检查我的草稿。我一如既往，对他们的爱心与支持深表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