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主义政治的结果
看到一些观察家对威尔逊主义的不尊重,人们可能认为威尔逊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累赘。尽管有一些问题,而且我们也将仔细考察这些问题,但重要的是了解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尔逊主义倾向在许多方面提供的重大收益。
第一大收益与外交政策毫不相干,但依然在此领域产生了巨大价值。尽管威尔逊自己的种族记录差强人意,但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革命不彻底,应当继续斗争,直到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得到承认和尊重。这种观点在美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它提供了一个思想和道义桥梁,使得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等感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忠诚,虽然这个国家经常不愿给予他们各种权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9]感到自己是“真正的”美国人,而其周围的种族主义者和农奴主却是有缺陷的美国人。从威尔逊主义的立场来看,这种感觉是合情合理的。尽管有缺陷、不完美的美国生活蹂躏着他的情感,时时侵犯着他的权利,但“真正的”美国是站在道格拉斯一边的。
移民们研究过,而且现在仍研究威尔逊主义的美国观,发现这是他们在歧视和苦难面前可以珍爱和追求的东西。同时,威尔逊主义学说也向非少数民族传达了一个信息,即他们应该给移民留出生存空间、欢迎移民融入美国社会、抵制种族主义传统,这是他们的爱国主义责任。这一传统在和平与战争中为美国带来了许多福音。没有它,这个国家将软弱得多,不幸得多。
除了使美国成为更具包容性、更受人们欢迎和更加团结的国家这一不可估量的幸事之外,威尔逊主义政治学也把美国与当代历史上的重大运动结合起来,赋予美国外交政策又一项重大利益。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国际社会有过两次重要运动:民主的传播,越来越多非欧洲国家的崛起、独立和发展。有些国家阻碍了这些进程,并且付出了毁灭性代价。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威尔逊主义学派的压力,美国一般都支持这些趋势,并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威尔逊主义的存在还为积极、投入的美国外交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民意支持和基础,足以贯彻实现汉密尔顿主义目标的政策。在合适的条件下,一系列强烈的关切会将威尔逊主义者和汉密尔顿主义者团结起来。的确,这两个流派经常争吵和斗争(对华政策就是一个古老的例子,还有威尔逊与洛奇之间关于国联结构的斗争),但它们也经常能够在一系列共同的利益和价值上进行合作。
毕竟,这两个思想流派都认为稳定的世界秩序是它们追求的最终和最佳结果。汉密尔顿主义者希望在国际法基础上建立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并由许多国家诚实、透明的司法机关负责监督实施,而且如果国家司法机关显得较为偏颇的话,也许还应有一个世界法院。这些议程多数与威尔逊主义者并行不悖。
尽管威尔逊主义者渴望和平,但一旦必要,他们经常与汉密尔顿主义者一起支持对挑战国际秩序的国家发动战争。威尔逊主义者谈论发动战争,使世界更加安全和民主时,汉密尔顿主义者经常嗤之以鼻;而一想到汉密尔顿主义者想让世界更加安全和由富豪控制,威尔逊主义者也心存不悦。但实际上,威尔逊主义者和汉密尔顿主义者的目标经常是一致的。汉密尔顿主义者可能认为这种罪行主要是对力量均势的攻击;威尔逊主义者则视之为对国际法的进攻,或者是对中立地位的侵犯。但是,由于雄心勃勃的霸权国家一般都势必突破这些不便,所以结果一般不外乎当美国商人最需要的时候,美国传教士经常能够且随时能够团结到共同的旗帜之下。
当涉及到第三世界的欧洲殖民帝国时,威尔逊式理想主义和汉密尔顿式现实主义指出了相同的道路。除了例外情况之外,威尔逊主义者认为美国应当运用所有和平手段摧毁殖民制度。威尔逊主义对殖民主义的反对远比微妙的汉密尔顿主义态度坚定不移。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这两种思想流派都支持美国限制殖民体系扩张并尽可能摧毁这一体系的政策。
过去150年的对华政策很好地说明了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的观点是如何相互冲突而又相互补充,共同塑造美国政策的。传教士努力让美国政府宣布鸦片贸易为非法,与商人们展开斗争,而商人则认为鸦片贸易是必需的商业方式。即便如此,两个流派都认为在确保美国公民从欧洲列强获得的所有让步中获益的同时,美国政府需要反对分裂中国。商人们需要强有力的领事保护,并由海军予以商业性保障;传教士出于精神目标,也需要同样的保护。商人和传教士需要看到中国建立起可靠、独立的司法机关,为中国公民和美国投资者提供所有法律保护。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共同促使华盛顿专注于中国政策。
威尔逊主义以另外一种重要的方式使美国外交政策受益匪浅。多数大国都有指导性的意识形态,所以威尔逊主义尤其适用于争取朋友、影响外国,这是一件好事。
从威尔逊主义出发是一个普遍而非特殊的理想。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种族、个人、国家或文化,原则上都无法排斥威尔逊主义的世界观,即和平民主、相互尊重。
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英国,外国人往往被视为劣等人。长得越黑,行为方式越不像英国人,在英国人眼里就越低劣。外国人进入英国的时候,他们只能是臣民。这是一颗定时炸弹。例如其中的印度人,他们要么放弃自尊,要么就要为自由而战。
相比起来,在美国霸权之下,所有国家和所有民族都被认为是,或者至少能够走向相互平等的。并非所有威尔逊主义者都认同种族平等。但是,与英国的意识形态不同,威尔逊主义已经证明能够向着种族平等的方向发展,在美国内外总体上也是一股承认种族平等的力量。在威尔逊主义者的想像中,国际法既保护富国、强国,也保护穷国、弱国。完全威尔逊主义的体系将在美国国家席位的排列中以权力取代实力。这是一个醉人的景象,美国人认可,厄瓜多尔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也会认同,这就是美国的巨大优势。
威尔逊主义的普遍性也适用于各个阶层。不论贫富,每个人都受到了威尔逊主义阵营的欢迎。
威尔逊主义没有必要那么吃力地征服他人。如果皇帝和国王愿意分享权力,他们可以继续待在王位上。尽管过去几代人心怀恐惧,但美国等地的经验表明,在民主社会,富人的财产是安全的。但自从透明的法律制度在个人与国家之间树立起更多的保障,他们的财产更为安全。整个社会能够,而且已经皈依了威尔逊主义价值观。
而且,威尔逊主义理想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也就是说,尽管它在历史上起源于基督教,而且还是新教的低教会派,但威尔逊主义的国家社会理想都是根据民主原则运转的,这实际上可以被既不是新教,甚至也不是基督教的国家和文化所采用。民主可以成为阿根廷人、印度人和日本人的理想,也可以成为伊朗人的理想,因为多数伊朗人希望他们的伊斯兰共和国在维持伊斯兰特征的同时包容威尔逊主义的更多特征。
对美国来说,被人视做这种有效而诱人的意识形态的主要国际支持者和化身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是一种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许多其他国家中积极、智慧和有远见的人们对美国的认同。尽管他们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可能,也确实反对美国的计划,但总体而言,外国积极进步阶层中的广大部分将更可能容忍,甚至支持美国的影响和实力,他们不急于看到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带来的利益。
威尔逊主义为美国获取支持的另一种方式将在21世纪(比上个世纪)更明显地体现出来,即美国是认为妇女享有平等权利的一个最显著有力的范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21世纪将成为妇女世纪,妇女站起来,享有了平等实力和权利。这将是全世界最根本性的一个发展。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大陆现实主义也许认为美国的女权主义是最没有用处的一项资产,但是实际上,成功而活跃的女权运动,以及提倡妇女在国际政治中享有平等权利,将帮助美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侧,使之成为全世界新兴领袖群体的最有力的朋友和同盟。
威尔逊学派的力量和真诚使得美国要做一些民主社会无法轻易自愿做到的事情:玩弄娴熟的虚伪。威尔逊主义者推崇高尚的原则,真诚地策划付诸实施——但是,唉,他们却有时在政策斗争中失败。尽管中国不遵循威尔逊主义手法,但克林顿政府还是给予了中国最惠国待遇。尽管美国极力地游说坚持威尔逊主义的朋友,但自己却拖欠许多联合国会费。
然而,如果说威尔逊主义者对这些挫折有所失望的话,他们并没有气馁。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推动美国政策逐步走向理想,他们知道这种进展曲折而缓慢,时常出现较大的反复。这些都不会影响他们向外国人真诚地宣示(因而经常让人深信)美国外交政策的永恒原则或对美国道德优越性和社会组织的基本诉求。没有任何单一的丑陋事实能够玷污如此崇高的形象,没有一项罪恶不被优雅取代,当前的任何弱点或缺陷都不能推翻美国向世界各地传播民主革命的权力、义务和使命。(https://www.daowen.com)
现实主义者不应讥笑威尔逊主义及其追随者,而应该感谢有了他们。尽管威尔逊主义说教者时常令人恼怒,但他们确实大大加强了美国外交决策者的力量。
威尔逊主义拥有这些优势,显然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了巨大力量。但其批评家称威尔逊主义计划让美国陷入困难和危险,这也是对的。首当其冲的是,它为美国外交政策取得成功设置了过高的门槛。民主和法治在全球的成功是雄心勃勃的目标,必然使美国与一些非民主国家争吵不休,这些国家有时还相当强大而重要。
在威尔逊主义背景之下,这些目标的崇高和宏伟使得战略思考困难重重。如果本周不能在世界各地完全实现威尔逊主义计划,那么美国应该从哪里开始呢?在重视其他事业的时候,应该容忍什么样的罪恶呢?为了有利于迫使萨达姆·侯赛因善待伊拉克库尔德人,应该容忍对土耳其库尔德人进行何种程度的镇压呢?在索马里集中精力进行司法改革的时候,应该对其女性割礼视而不见吗?
更为肯定的是,人们究竟如何建设和平、稳定、公正和民主的世界呢?威尔逊主义的世界被分解为成千上万个非政府组织,许多都只是为了倡导一个单一问题而设立的。在威尔逊主义背景下,根据宗教和意识形态原则而产生的分野使政治家难以进行战略选择。
威尔逊主义政策将当代美国外交政策带入极其困难的矛盾状态。一方面,作为全球性霸权,从定义上来讲,美国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国家。但是谈到美国正在输出威尔逊主义价值观,其实它也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许多威尔逊主义者企图重划世界版图,例如,让西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威尔逊主义者也想在国际边界之内促成变革。他们想让专制政权向民主派转让权力,如果可能就用和平手段,如果没有其他选择,就进行暴力斗争。由于美国外交政策过程中威尔逊主义的力量,国会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开展旨在加快民主过渡、让幸福日子早日来临的宣传等活动。
这两项挑战(改变边界和改变政权)都对其他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针对某个国家或问题,美国如何解决外交政策中保守与激进倾向之间的斗争并非总是那么清晰。无论是革命性外交的潜在目标,还是肯定发现自身利益受到美国倡议影响的其他国家,自然都会感到不安。欧洲投资者及其政府担心美国会对与美国试图孤立的政权开展贸易的欧洲公司实行制裁。当美国运用在联合国的力量迫使一个国家关闭与重要贸易伙伴的边界时,像土耳其或约旦这样的国家必然会感到担心。
所有这些都使美国政府面临着一个又一个头疼的问题。威尔逊主义者不断要求政府对迫害政治异议人士、容许女性割礼、压制工会、猎捕鲸鱼、吃狗肉、压迫少数民族以及触犯一些美国选民道德敏感的国家采取强硬行动。很不幸,这使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强权颇感不悦,加剧了它们的担心,使它们认为美国的强权会危及它们的重要利益。
但是对学习美国外交政策的学生而言,威尔逊主义好坏与否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威尔逊主义既有优点,也有缺陷,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文化和历史,希望影响这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人必须以某种方式适应它。
[1]恐怖统治时期,法国大革命期间数千人被处决的时期(1793~1794年)。——译者注
[2]后期圣徒,指美国基督教新教摩门教徒。——译者注
[3]圣徒降临节教派,指基督徒在祭祀中模仿基督使者降临,以祈求圣灵充满内心的各种宗教集会。——译者注
[4]基督复临派,相信基督复临及世界末日将近的几个基督教派。——译者注
[5]“扶轮国际”,1905年成立于美国,是一种由从事工商和自由职业的人员组成的群众性服务社团。——译者注
[6]海斯(1822~1893年),全称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美国第十九任总统(1877~1881年)。——译者注
[7]蓬巴杜,此处借指蓬巴杜侯爵夫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她因促成导致七年战争(1756~1763)的法奥联盟而受到谴责。——译者注
[8]约瑟夫·格贝尔斯(1897~1945年),德国纳粹宣传部长(1933~1945年),曾利用德军电台、新闻媒介、电影和剧院发动反对犹太人和其他团体的政治宣传。极端忠实于希特勒,德国战败后他杀掉全家并自杀。——译者注
[9]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17~1895年),美国废奴运动者和记者。他逃离了奴隶束缚(1838年),在北方和国外成为有影响力的演讲者。他著有《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1845年),与他人合作创办并编辑了一张支持废奴的报纸《北方星辰》(1845~1860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