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秩序的沉浮

随着冷战的结束，这四个传统学派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总体上的世界政治，还是美国外交政策辩论中的政治，冷战都是一段相对稳定的较长时期。从1949年到1989年的40年间，尽管出现了重大变化，包括欧洲帝国的最终崩溃，新兴独立国家在全球的兴起，但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却非常缓慢。从1948年柏林危机到柏林墙倒塌，南斯拉夫脱离苏联阵营几乎是欧洲权力政治中惟一的变化。

在这个漫长的沉寂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政治的变化也十分微小。在美国，拥有广泛共识的冷战同盟可能在具体的政策和战略上意见不一，但一般而言，它们一致认为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对美国的重要利益，乃至生存构成了根本的威胁，全球性遏制政策是应对挑战的最佳方式。冷战鹰派有时质疑遏制政策为防御性、失败主义，主张“反击”而不是遏制。冷战鸽派有时希望用接触政策取代，至少部分地取代遏制政策。虽然越南战争及其后果严重考验了冷战共识，但从总体上说，从20世纪40年代直到80年代，这一共识经受住了考验。

部分因为冷战共识如此深刻持久，部分也因为美国的历史记忆受到了冷战神话的极大限制，反对苏联的斗争形成了自己的语言，来描述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各种辩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历史被修改，从而创造出一种令人满意（如果只是部分准确）的道德剧。在这部戏剧中，了解全新危险世界本质的勇敢而有远见的“干涉主义者”逐渐成长，击败了传统的“孤立主义者”。这次失败之后，美国政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二分法，几乎与以前出现的所有事情都不相关：冷战将“现实主义者”鹰派和“理想主义者”鸽派一分为二。

现实主义者或者说鹰派——实际上包括所有杰克逊主义者及许多汉密尔顿主义者，还有华盛顿议员亨利·杰克逊这样的冷战时期的威尔逊主义者，支持一种积极甚至进攻性的不受限制的方法，主张用必要的军事力量、情报手段以及与不友好国家结盟，来对付苏联的狂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鸽派——包括许多威尔逊主义者和所有的杰斐逊主义者，对冷战采取一种更为高尚的方法，旨在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树立一个更好、更有力的榜样，从而击败苏联。此外，理想主义者看重的是经济援助而非军事援助，是多边行为而非单边行为。他们想用冷战时期的紧急需要，来支持从美国学校科学教育到种族隔离主义废除的国内项目，从而体现市场民主对发展中国家的公正。可以说，理想主义者希望美国靠自身的榜样力量发挥领导作用；现实主义者则希望美国直接发挥领导作用。回首看来，“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显然都未能认清冷战的复杂性从而提供完美的指导。现实主义者对南非种族隔离、南越将军和古巴猪湾流亡人士的支持没有给美国带来喜悦。现实主义者经常嘲笑冷战期间的文化交流以及其他“接触”项目。然而，结果表明，通过向共产党员介绍西方社会，艺术家和学者在弱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党精英的约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理想主义者认为像胡志明、卡斯特罗等人是有抱负的民族主义者，美国的友谊可以让他们远离共产主义，但这种观点没有发挥很好的影响。冷战期间，一些鸽派人士认为，美国的敌对政策迫使苏联实施了防御性行为，从而引发了冷战。这些想法也因前共产主义世界披露出来的档案记录而多少受到削弱。(https://www.daowen.com)

不管怎么样，冷战的结束开辟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时代。到1989年，鹰派与鸽派之间的冷战隔阂似乎还是一层不变的。在中美洲有关美国政策的辩论中，主要角色从越战争论以来似乎变化很小，甚至从50年代的大辩论开始都没有什么变化。裁军问题也反映出多年以前就有的立场：鹰派赞成小心谨慎，提醒可能有可核查性问题，而鸽派主张采取更为大胆的步骤。这也反映了许多年前各自采取的立场。几十年来，这些立场已经凝固成坚定的政治集团，每个人大多拥护着可以预测的立场。像维克多·纳瓦斯基等记者1952年以为阿杰尔·希斯[1]是无辜的，很可能反对美国在中美洲的军事接触，很早地反对越南战争，支持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实施制裁，反对对卡斯特罗的古巴实施禁运。像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等认为希斯有罪的人一般会在这些情况下采取反对立场。

新时代的政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表现出来，但到20世纪末，旧有的冷战语言显然已经不能描述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政治表现了。对华政策和贸易等问题缔造了新同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以前的鹰派和鸽派阵营分割开来。越战时期的鸽派与新保守主义鹰派团结在一起，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要求对北京实施贸易制裁。20世纪90年代，在有关美国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政策辩论中，在媒体抛头露面的鹰派和鸽派阵线并非那么分明。一些最顽固的冷战鹰派根本不想插手干预南斯拉夫人的战争，但一些冷战期间最可能持鸽派立场的人却主张美国对塞族人采取行动，他们听起来更像圣胡安山[2]上的西奥多·罗斯福，而不是乔治·麦戈文[3]。

为了探索描述新兴政治组合的新方式，评论家和决策者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冷战以前的古老语言，用“国际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等词汇描述新的美国外交政策政治。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讨论中的其他对立物还包括“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干预手段、地区和世界贸易问题中的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手法等之间的斗争。

所有这些都表明冷战时期的分类已经过时，各种联盟已经分崩离析。随着冷战联盟的分裂，这四个传统学派又开始提出各自的主张。汉密尔顿主义者、威尔逊主义者、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都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冷战的结束，从各种事件中吸取教训，并着手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希望塑造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冷战期间，汉密尔顿主义者与杰克逊主义者结成联盟，威尔逊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则结成另一个联盟。这种局面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结，面对新的国际条件，新的联盟正在努力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