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联盟

反对派联盟

即便全球主义学派之间的伙伴关系摇摇欲坠，议程裹足不前，它们却依然主导着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但是，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没有投降。他们能量越来越大，资源越来越丰富，开始逐渐远离主导的政策构架和机制。随着冷战化为历史烟云，他们的努力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功。

与全球主义者不同，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对冷战结束的看法迥然不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认为，和平的出现为美国提供了机会，可以摆脱其国际承诺，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他们都认为，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美国同样可以摆脱海外的军事和政治承诺。虽然他们显然是这一联盟中的孤立主义者——例如帕特·布坎南，他于1999年出版的《共和国，不是帝国》（A Republic，Not an Empire）一书猛烈攻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参加二战的决定，但总体而言，与其说他们是孤立主义者，倒不如说他们是民族主义者。也就是说，与全球主义者不同，民族主义者不认为创造有利的世界秩序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务，相反，他们认为不必致力于建立全面的世界秩序，美国的国家利益就可以得到妥善的保障，美国应当集中精力应对一些具体问题和地区，而不是试图建立一统世界的秩序。

20世纪90年代的多数杰克逊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绝不天真。世界上的确还有一些军事危险，从核武器到恐怖主义；的确还有一些针对普通美国人的经济风险，如掠夺性贸易国家；此外，世界秩序这个概念本身就有一些道义和政治风险，它会以多种方式削弱美国的主权。全球主义者认为只有世界新秩序才能充分地保障美国的关键利益，而民族主义者认为，这一秩序的某些方面本身就对关键的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

然而，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的国家战略思想依旧有天壤之别。杰斐逊主义者谈论“和平红利”，意在削减军队和情报机构的规模，解密冷战期间的材料，减少或撤销美国军队对欧洲和远东的承诺。杰克逊主义者不太急于削减军队，但希望减少美国为冷战战略而作出的政治和经济让步。杰斐逊主义者认为，冷战的结束加速了美国减少对韩国和日本军事承诺的进程，杰克逊主义者冷战结束降低了向亚洲出口国家（韩国和日本）进行贸易和经济政策让步的需要。

杰斐逊主义异议者本不会独自减弱全球主义者的巨大力量。美国外交政策过程对杰斐逊主义者的不同意见感到相对易于接受。作为冷战鸽派，杰斐逊主义者一直寻求限制国家的对外承诺，提倡多边而不是单边手段，用耐心和外交代替军事手段。杰斐逊主义者在冷战期间并非默默无闻，但他们的影响只表现在政策边缘上，表现为重点和构思的微妙变化。

如果杰斐逊主义者是反对冷战后全球主义联盟的惟一学派的话，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应该非常微小。然而，杰克逊主义者大幅而持续地减少对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政治和经济支柱的支持，是对全球主义者的一个更为严重的挑战。

从美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冷战共识最为非同寻常且极其重要的特征是：传统的民族主义（如果不是孤立主义的话）杰克逊主义学派40年间一直鼎力支持雄心勃勃的全球议程。1989年之后，这一支持逐渐减弱。

这绝不是向两次大战期间孤立主义的回归。这不代表缺乏对强大的军队或军事联盟的支持，因为这些都能改善国家安全。然而，当涉及到联合国会费、对外援助等事情，就禁止地雷、招募儿童士兵、《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问题签署或通过国际公约以及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权利公约时，支持者们突然面对着来自国会的强大阻力。贸易自由化已被证明问题重重，在成功地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乌拉圭回合贸易协议、建立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克林顿政府未能获得应对未来贸易谈判的快速决定权，民意测验和政治数据都显示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正在下降。

由于不同的原因，持反对意见的两个学派都无力塑造20世纪90年代初的美国外交政策。杰斐逊主义者早就警告里根，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对抗政策将导致新型且永无休止的冷战。80年代末，许多杰斐逊主义者还确信美国实力注定要衰落。90年代美国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反弹使他们感到意外。海湾战争开始时，持反对立场的杰斐逊主义者就身单影孤，当战争以轻松的胜利结束，既没有重大人员伤亡，也没有杰斐逊主义者预期的政治问题时，杰斐逊主义者遭受了又一次打击。对巴尔干的干预也未以绝对明显的灾难而结束，杰斐逊主义者对干预的危险、大国的傲慢以及帝国过度扩张的成本而发表的不满牢骚失去了大部分可信性。杰斐逊主义者在90年代还在喊“狼来了”，但听的人越来越少。

杰克逊主义者在这个时期获得了地位和自信。90年代初，他们依然困惑于冷战，关于美国理想和利益的许多主张都被视为与敌对超级大国进行零和游戏所采取的步骤。冷战结束之后数年内，杰克逊主义者受到以下想法的影响：在美国曾经遏制共产主义的地方，现在的任务是遏制混乱。如果地球的一个部分发生了骚乱，其他各洲的不法分子就会备受鼓励。如果萨达姆对科威特的侵略行为得不到惩罚，其他人就会在非洲或亚洲起而效尤。

杰克逊主义者逐渐地意识到，如果骚乱出现在中部非洲，他们并不真正在意。卢旺达的种族仇杀得不到惩罚会鼓励阿萨姆邦[5]或利比里亚的种族屠杀，但杰克逊主义者从冷战狂热与梦想中醒悟过来，发现他们可以更为轻松地容忍这些结果。这些种族屠杀尽管都非常残酷，但从美国同胞的观点来看，与其让美国军队身陷世界五六个多事地点，还不如眼看着五六起屠杀正在进行。

军队如此，金钱也是如此。当腐败的第三世界的国家政府威胁，如果美国拒绝他们的求援要求它们就投靠苏联时，杰克逊主义舆论就会一声叹息，然后不情愿地拿出钱来。然而，除掉了苏联，就不再有威胁了。如果美国拒绝，非洲的共和国会如何呢？投靠法国？杰克逊主义美国说道：那就请吧，越这样越好。冷战结束了，杰克逊主义者认为用士兵、金钱和贸易让步收买影响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让欧洲管理巴尔干吧，如果他们做不到，越糟糕越好。让日本出钱挽救泰国人吧。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当然，杰克逊主义者对国家安全直接威胁的看法不同。对于旨在为俄罗斯提供资金，帮助其摧毁核武器的项目，杰克逊主义者几乎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杰克逊主义者批评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削减国防预算。他们对美国本土面临的潜在核、生物恐怖威胁普遍感到不安，并愿意花费比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要求的更多资金来对付这些威胁。

在20世纪90年代过程中，杰克逊主义舆论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政策重点与当权的全球主义者有巨大的鸿沟。它也对在政策辩论中捍卫立场感到更为自信。(https://www.daowen.com)

杰斐逊主义者与杰克逊主义民族主义者虽然都怀疑世界新秩序，但至少和全球主义者一样分歧重重。一般而言，杰斐逊主义者反对北约东扩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而杰克逊主义者支持这些倡议，与杰斐逊主义者截然不同的是，他们还支持提高军事预算。然而，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都强烈认为，汉密尔顿主义式和威尔逊主义式的全球主义议程使美国面对不必要的风险和成本。但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没有阐明，更没有联合拿出一个协调一致的方案，替代老布什和克林顿年代的全球主义国家战略。

结果，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政治结构是两个强大而稳定的联盟对一个共同的国家战略展开辩论，而冷战后是一个全新但不太稳定的结构，两个脆弱的联盟就基本战略架构相互争论，联盟内部也争论不休。新的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联盟脆弱而分化，一些尖锐问题使他们彻底分道扬镳，而且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这个问题上，原来的冷战联盟又回来了，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单一问题半衰期[6]。

杰克逊主义者满怀热忱地支持国家导弹防御思想，认为对该系统实用性的技术批评不着边际。导弹防御是一个重大问题，如果现在不能建立良好的系统，美国就更有理由现在马上开始。如果不去做，怎么会了解还有更好的办法呢？而且，杰克逊主义者认为，里根时期的导弹防御威胁迫使苏联承认了美国的战略优势，那么为什么不能启动新一轮措施，迫使中国等国家承认不可能赶超美国的实力呢？

汉密尔顿主义者更容易因技术考虑而动摇，但一般而言，汉密尔顿主义者也支持导弹防御。如果这个系统行之有效，那就太好了；如果不，筹集联邦资金进行高技术研究开发在政治上至少是受欢迎的。尤其是，针对有效导弹系统面临的挑战，花点钱开发软件可能永远不能拦住敌人的导弹，但几乎肯定可以赋予美国软件公司设计和开发新型复杂程序的巨大优势。

因此对该系统的支持者来说，其可行性只是一个次要考虑。他们希望能起作用，但不管结果如何，总得试试。

老鸽派们团结一致，反对导弹防御。杰斐逊主义者不能忍受这笔支出。太糟糕了，一个系统花数千亿美元竟看不到如何起作用。更糟糕的是，这个系统好像特别经不起廉价反制措施的攻击。美国必须不断更新系统，以应对新的战术和挑战，而敌人迷惑和欺骗导弹防御系统则便宜得多。对杰斐逊主义者来说，这最终将成为没有军事工业价值的东西：天空中的马其诺防线，斥资巨大，却不可能确保长期成功。

杰斐逊主义者对国家导弹防御的反对强烈而激昂，但非绝对。如果能够建立起合理划算的导弹防御系统，许多杰斐逊主义者就可能支持开发和部署，以使美国军队从世界其他地区撤回。与现状相比，杰斐逊主义者希望看到用导弹防御系统替代美国的全球部署，减少与盟国纠缠在一起的需要。但是，杰斐逊主义者对五角大楼和国防合同商持习惯性怀疑态度，不相信他们有关新武器系统成本昂贵、质量精良的说法，这一点让杰斐逊主义舆论团结一致。

较为独特的是，即使人们看到这一系统能起作用，许多威尔逊主义者依然反对国家导弹防御。这其中的部分原因与威尔逊主义者漫长的历史经验相关，他们痛恨军备冲突和备战。更为根本的是，威尔逊主义者害怕有效的国家导弹防御将无法使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共命运，鼓励美国人（即杰克逊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的孤立主义倾向。如果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其他地方的人甚至都不能轰炸美国，美国为什么还要理会他们？同时，国家导弹防御与现有的军控条约不能兼容，严重威胁了脆弱的军控和不扩散协议网络，而威尔逊主义者曾希望这能有朝一日消除核武器。

在这场辩论背后，虽然很少提及，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进攻潜力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任何能够使自身以及美国免于导弹和太空武器进攻的系统都将成为坚不可摧的太空武器平台，使美国能够史无前例地在世界各地投放力量。与小型的快速移动目标相比，传统的陆军、海军、工厂、基地、发电厂和城市是容易寻找和进攻的目标。太空导弹系统将让美国政府能够将理查德·奥尔内的话放之四海而皆准，声称“美国实际上是这个星球上的君主，其命令是管理其臣民的法律”。

需要作一些英雄般的假设，全球奥尔内学说才能成为一种实际可能性。太空武器系统只能起作用，战胜其他国家不可避免的反制措施。如果其他国家采取显然而必然的步骤，开发新型非常规生物、化学和其他武器，美国将不得不也开发有效的反制措施。这好像不可能、太昂贵、太困难，但尤其对杰克逊主义者来说，全球奥尔内学说思想是如此诱人的目标，应当不遗余力地实现它。这是杰克逊主义外交政策的圣杯：威胁他国而捍卫本国的武器系统，使美国可以控制世界的事态，而不必让士兵去冒生命的危险。这一设想甚至比把它看做保护美国不受敌对导弹攻击的太空伞的想法更具彻底性，它就藏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辩论的表面之下，是对导弹防御的热衷一直能够令人惊讶地超越连续不断的失望的一个原因。

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在导弹防御问题上更有可能彻底分裂，他们都无法为后冷战时代创造一项有效且一致的政策。未来几年的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必须努力带领美国超越这一僵局。如果不这样，美国就会摇摆不定，不能有效地应对变化和挑战。在所有外交政策手段中，摇摆不定最不可能实现任何一个学派所寻求的利益，也会提高所有学派都不欢迎的情况出现的概率——也许是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挑战，也许是一场比1997～1998年更具威胁性和灾难性的新型全球金融危机，也许是深陷巴尔干等地泥沼所带来的可怕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