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汉密尔顿主义政策

20世纪的汉密尔顿主义政策

尽管面临这些危险，汉密尔顿主义者依然在20世纪初沉浸在扩张和自信的心态中。英国实力的下降加强了英国对与美国特殊关系的依赖。对于美国对西半球的看法，英国越来越毕恭毕敬。英国的衰落赋予美国新的范围和必要性，让美国成为全球大国，在支撑英国的同时，从特殊关系中获取更多的商业和政治利益。

汉密尔顿主义思想的这两种趋势针对的是同一个地方：巴拿马地峡，从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开始，美国铁路就在这里将大西洋与太平洋连接了起来。

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和控制为有这一能力的国家提供了优势。今天的多数美国人对海洋地理现实犹如雾里看花。一部分是因为对空中旅行的控制，一部分是因为巴拿马运河至今为止已经恢复了有利于美国的海上地理形势。如果没有巴拿马运河，旧金山到伦敦的海上距离比到纽约还近（巴西深深地伸入了大西洋，从纽约出发到合恩角的船只必须向东远航。来自西欧的船只的航线实际上更直接、更短）。没有运河，英国船只的位置更好，比美国东海岸更易于抵达中国和加利福尼亚。有了它，美国就成为欧亚大陆两个海岸之间的中心位置，就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

利益攸关，再加上这一特殊关系中经常具有的敌对因素，英国和美国数年来一直争夺巴拿马运河或者至少不让对方控制运河就毫不奇怪了。在对抗的第一阶段，英国更强大，英国代理人直接声称尼加拉瓜的加勒比海岸归自己所有，并且认为那是控制运河最有希望的起点。但是，美国实力的增长迫使英国承认，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和合作，控制运河是不可能的。在1850年的《克莱顿-布尔瓦条约》中，双方承认旗鼓相当，同意双方都不撇开对方建造运河。1901年，《海-庞斯富特条约》承认美国可以挖掘、管理和保卫运河，英国可以不参与。泰迪·罗斯福对此协议极为满意，认为取得了巨大胜利。

当时建造运河的时候，巴拿马运河能够容纳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这意味着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海军拥有巨大的优势，可以更为容易和便宜地向大西洋和太平洋投放力量。再加上太平洋沿岸人口日益增加，美国在太平洋海域也建造了一系列哨所和基地，运河赋予了美国稳固的优势，有朝一日可以从被称为“环太平洋地带”的贸易中获益，在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然而，在巴拿马等地的胜利并未使美国更为安全。英国相对实力的下降，促使山姆大叔可以在新世界中不拘礼仪地对待约翰牛，但同一情况也给旧世界带来了问题。德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德国科学家正以快于英国的速度开发新的技术，德国产业家正在研制英国无法匹敌的新方法和新产品，德国商人正把英国人从世界市场中驱赶出去。

德国在世界上重新崭露头角不只是在经济方面：德国还在发展足以主导欧洲的军队。更为糟糕的是，德国寻求在国外建立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德国商人在中国出现了，德国代理人在非洲攻城掠地，德国银行家涉足拉美。还有更为糟糕的事情：德国人拜读了美国海军少将艾尔福雷德·塞耶·马汉有关海上力量重要性的著作，因而决定必须建立能与英国匹敌的海军，否则它的殖民地和贸易将永无安宁。

日本实力极其迅速的增长是又一个令人困扰的信号，它表明世界历史正在走向新的阶段。两个世纪以来，欧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中一直享有其他各洲人民无法说清的技术和商业优势。它们认为，这一优越地位的原因是种族方面的，即黄色人种、棕色人种和黑色人种没有能力掌握白色人种文明的技术秘诀。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观念已经蔓延到整个欧洲。

20世纪初，日本击败俄国标志着这种种族理论的决定性失败。随着非白人群体掌握了西方技术，寻求为过去的冤屈伸张正义，欧洲国家及其全世界继承国不得不接受他们的道义、政治和经济主张。

非欧洲权力中心的出现改变了全球权力体制的动力。英国在18、19世纪之所以地位卓越，非欧洲人民无能为力是一个关键因素。它把英国外交政策的战略问题简化为维持欧洲的均势。掌握了这一点，英国实力在全世界变得无可匹敌。(https://www.daowen.com)

第一个挑战这种观念的国家就是美国，拿破仑战败之后，英国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是与这个崭新的国家建立稳固的关系。但是日本的崛起更具挑战性。太平洋沿岸与欧洲相距遥远，根据欧洲的标准，即使一个相对弱小的日本也是当地实力对比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与美国相比，英国与日本达成和解不是那么简单。不但是英国和日本社会差异很大，超过英国与美国的差异，而且主动示好的日本为英国与美国的关系带来了问题。

根据那个时代的标准，日本在亚洲的野心是常规性的：日本人想像其他大国一样建立一个殖民帝国，而中国正是它大展宏图的地方。英国与日本达成的任何长久安排都是让日本在中国的大部分土地上为所欲为。日本想与英国建立类似英美关系的关系。就像英国给予美国人在美洲相当大的自由一样，日本人也想获得在亚洲的行动自由——日本政治家说他们需要亚洲版的门罗主义，从而表达了这个目标。但是，任何达成此类协议的企图都会使英国与坚持门户开放的美国形成直接冲突。英国的亚洲概念是与日本达成一种老式的默契，而美国的亚洲概念则是与中国达成一种新型安排，因为美国在那里既有商业利益，也有情感利益。

英国人从未解决这个问题。随着维持欧洲均势的成本不断上涨，英国甚至无法再以可以接受的成本来实现在远东地区的军事主控权。英国无法永远遏制住一个充满敌意的日本，但是在远东地区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抗衡日本。当时的中国软弱无力、四分五裂，而沙皇俄国在蒙受羞辱性惨败之后已无力发挥主要作用，美国不愿看到英国与日本达成默契，也不愿向英国提供反日政策所需的积极支持和物质援助。英国在这种处境下无助地瑟瑟发抖，直到二战时期日本在东亚给予英国一个沉重的打击，并从那以后，英国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在以前曾经稳定的英国海上贸易世界中，非白人迅速崛起，形成了大英帝国衰落的背景噪音。像在印度一样，独立运动时常对英国的统治形成直接政治威胁。但是无论何时何地，非白人（无论是否殖民地居民）实力的增长和自主性的增强加重了英国全球角色的负担。欧洲以外的世界不再是惟命是从、软弱无能。英国需要维持的不再只是欧洲的均势，而是全球均势。这项任务超越了英国政治家的能力范围，而且成本太高，英国经济负担不起，还有，支撑全球均势所需的军事资源也超过了英国的集结能力。

一战之前，这个过程仍处于初期阶段，但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却显然是革命性的，华盛顿在该世纪后期承担的各种责任的模糊影子已经清晰可辨。巴拿马运河使美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成为可能，而大英帝国的衰落则使这种作用成为必需。

如果欧洲的敌对再度扩散到其他大洲，美国又将担心航运中立权，所以它将需要一支海军，在全世界捍卫这些权利。英国的虚弱给美国军队带来众多影响，建立海军的考虑只是一个开端。如果英国不能再提供安全盾牌，赋予门罗主义真正的内容，那么美国只好填补这个差额。要做的事情还有许多呢。中国贸易带来的希望——以及对可能被挡在门外的恐惧——使美国增添了新的巨大军事负担。欧洲秩序崩溃的标志就是美国外交政策全新而困难时代来临的标志，汉密尔顿主义者开始怀着越来越强烈的兴趣阅读外国新闻，启动了庞大的海军重建计划。

19世纪结束了，20世纪开始了。在泰迪·罗斯福、亨利·卡伯特·洛奇等自封的汉密尔顿主义者领导之下，美国开始执行越来越积极的外交政策。与西班牙开战并占领菲律宾是新的活跃政策最为明显的标志。但是美西战争并非特例。美国与五个欧洲国家一道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这一幕很难与门罗主义或任何孤立概念协调起来。在罗斯福的领导下，美国不仅帮助俄罗斯和日本进行谈判，达成了结束战争的和平安排，还参加了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谓的欧洲国家大会，平息了德国和法国就各自在北非的权利所产生的分歧。

对汉密尔顿主义者来说，美国在历史上一直义无反顾地致力于全球性外交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发了汉密尔顿主义者干预和团结英国的观念，这在华盛顿政府时期已经非常明显。汉密尔顿主义者在18世纪90年代赞成实施干预，反对法国，支持英国。这种观念在1914年也没有变化。自从英国向德国宣战的那一刻起，汉密尔顿主义者就站在英国一边，赞成实施干预。当威尔逊要求严守中立的时候，汉密尔顿主义者银行家和产业家的儿子们纷纷奔向法国和加拿大，不是为了逃避兵役，而是志愿到拉法耶飞行小分队等特种部队服役，以对抗德国。

从《独立宣言》发表到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间共有141年。在其中的多数时间内，汉密尔顿主义的外交政策观点引导着美国前进。在汉密尔顿主义者的领导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确定了自己的利益，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明确表述出来，并通过既不是孤立主义、不现实的理想主义外交途径，也不是业余浅薄的外交手法来推进这些利益。没有一种外交手段无往不胜，没有一个国家永远心想事成，而且没有哪个政治家能够避免偶尔所犯的错误。但是根据任何一种有意义的标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外交政策都是极其成功的，当时奠定的知识和政治基础今天依然能够很好地为美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