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驭老虎
在二战的最后5个月中，美国炸死了90多万日本平民，这还不包括对广岛和长崎进行核打击造成的伤亡。这超过了美国在所有对外战争中战争死亡人数总和（441513）的一倍还多。1945年8月对广岛、长崎的核打击造成了约127150人死亡，这是美国225年对外战争史中战争牺牲人数总和的28.7%，比美国在所有对外战争（除了二战本身之外）中的战斗死亡人数还要多。
1945年3月9～10日夜，234架“超级堡垒”向东京市区投下了1167吨燃烧弹。在烧焦的废墟中，共发现83793具日本人尸体，这个数字比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80942名战斗伤亡人员还要多。
一些人指责说，种族反感使美国在太平洋战区的战争策略增加了一分独特的残忍。并非如此。在英美对德国德累斯顿进行三个晚上的联合轰炸之后，德国平民的死亡人数比美国士兵在一战中的牺牲人数还多。
这种说法不大受人欢迎，但美国的确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危险的军事国家。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对平民和军事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朝鲜半岛人口战前为949万，但由于1950～1953年冲突中美国的军事行动，约100万朝鲜平民失去了生命。约3.4万美军士兵死于这场冲突，意味着美国军队每战死1名士兵，就有约30名朝鲜平民丧生。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投放的炸药吨位几乎是二战时的3倍。那场让人不快的冲突条件恶劣，平民伤亡人数难以估计，但人们认为，约有36.5万越南平民死于美国参与战争之时。这个比率大约是每战死1名美军士兵，就有8名越南平民丧生。
这两场战争中平民对士兵死亡的比率超过了二战中德国东部战场上的这一比率。在对苏战争中，据估计，德国军队的阵亡人数略高于200万人，却直接造成了约1000万（苏联）平民死亡，比率约为5名苏联死亡平民对1名美国阵亡士兵。克劳塞维茨曾告诫，伤亡报告从来就不准确，经常不真实，且在多数情况下是蓄意捏造的。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可信，这些数字也太惊人了，人们不应忽视。
当然，这不是说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行为与美国军队试图在最短时间击溃侵略者在道义上可以相提并论。而且，作为惯用的警察工具，德国和日本军队对被占领土上不加区分地屠杀平民，只要他们推进到一块新的领土，就经常伴随着平民的大规模杀戮。德国军队在德控区蓄意灭绝犹太人、波兰人和苏联平民，这在美国方面没有什么可比性。1937年12月，日本军队在南京进行了长达数天的屠杀、掠夺和蹂躏，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美国军队从未犯下类似罪行。当然，美国人也没有从事类似的“大屠杀[1]”，也没有像日本人那样虐待陷落于日本国旗之下的平民。
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德国和日本军队也杀害美国平民。在正式宣战之前，德国U型潜艇杀害了50～100名美国商船成员。如果希特勒的V-1、V-2火箭能够打到美国，他肯定会为此使用这些武器。68名平民死于日本对珍珠港的轰炸中。日本人无法对美国大陆发动常规空中打击，他们就向美国发送女小学生糊制的糯米气球，携带着炸弹顺着急流[2]飞越太平洋。一些炸弹在西北太平洋的森林中爆炸，引起了森林大火；其中一颗炸死了5名正在野炊的主日学校师生。
但是，美国的战争记录仍应让我们反思。只根据汉密尔顿主义的商业现实主义、威尔逊主义先验论者十字军般的道德主义、杰斐逊主义者讲求原则但态度狡猾的和平主义，分析美国外交政策的观察家将无所适从，无法解释美国在战争中的残酷。人们很可能在看到美国的军事记录之后提及威廉·布莱克在《老虎》中的问题：“他创造了你，也创造了羔羊？”
显然，在上述三个学派之外，肯定还有一些思维方式在发挥作用。美国毕竟不只是由商人、传教士和宪法律师组成。(https://www.daowen.com)
一些人倾向于认为美国当今的全球霸权地位源于一个“纯洁成胎[3]”的过程，回避了美国上升过程中的许多难堪时刻。然而，研究美国实力的学者不能忽视美国成功的一个首要因素：美国在历史上一直综合运用意志和手段，迫使敌人屈服于美国的要求。打击民用目标和造成敌方平民重大伤亡，一直在美国的战争策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整个美国历史中，公众舆论，或者至少其中的重要部分，多次在要求发动战争方面走到了华盛顿政治家的前面。与印第安人的许多战争不是因为印第安部落的侵略行为，而是由于边界地区人口的运动。他们渴望得到土地，愿意在华盛顿的保护下挑起与印第安人部落的战争。这与当地政府的政策和愿望正好相反。1812年战争之所以出现，多数是因为南方和中西部的所谓人民主义者战争鹰派希望如此。如前所述，内战期间，林肯几乎未能阻止与英国因“特兰托事件”发动战争。愤怒而好战的公众舆论让他难以找到既令人接受、又照顾面子的解决办法。拿20世纪来说，肯尼迪和尼克松总统都害怕撤出越南战争会引起民众的反弹。如果不是这些不受欢迎的战争面临公众压力，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可能不会那么深，可能会更快结束。随着广播电台照着“海娃[4]”流行歌曲“芭芭拉·安”的调子叫嚣着“轰炸伊朗”，吉米·卡特努力了数月，才使美国未因1979～1980年的人质危机而与伊朗发动战争，而只是派出了一个运气不好的营救队。
战争一旦爆发，美国公众舆论中的相当部分都会强烈支持发动战争。针对印第安人毁灭性的战争手段、谢尔曼将军1864～1865年的战役、二战中史无前例的空中轰炸以及人类所犯下的最大暴行（对广岛和长崎的核攻击）在美国都受到了广泛欢迎。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总统承受着要求在所有地方用所有力量打击敌人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军事领袖，也来自公众舆论。整体而言，在冷战中，强硬或者更加强硬的立场是美国政治中遭到抵制最少的道路。主张与苏联谈判妥协的政治家被称为“绥靖者”，并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不使用核武器就没有必要停止。之所以失去了公众的支持，部分是因为不敢承担全面战争后果的政治决定，直到越南战争末期，美国公众舆论与其说是担心战争的必要性，倒不如说是担心华盛顿未能使用所有力量。老布什在海湾战争中所作的最冒险的决定不是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而是在占领巴格达、抓获和审判萨达姆·侯赛因之前便停止了战争。尽管“越南综合征”依然存在，但里根和老布什总统干预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还是得到了美国公众舆论的支持。
人们常说，美国人比西欧盟国更信奉宗教。但是同样正确的是，美国人也更加具有军事倾向。现在，美国人支持世界上最高的军事预算和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和平时期军事预算，而且毫无怨言。1999年，美国的国防支出与其北约盟国、韩国、日本、俄罗斯、中国和（参加海湾合作理事会的）海湾国家的支出总和不相上下。为了回应公众对战备降低的担心，两党在随后几年仍然支持军事支出的大幅增加。
美国人不仅仅为这些军队花钱，也使用它们。越南战争结束之后，许多人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美国将不愿再使用自己的力量。但是除了伊朗、格林纳达、巴拿马和伊拉克之外，美国还在柬埔寨、黎巴嫩、利比亚、沙特、科威特、土耳其、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苏丹、阿富汗、南中国海、利比里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部署了作战部队或使用了杀伤性力量。这是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一个纪录。
人们一般也承认，除了英国军队等的少数精英部队之外，美国军队比北约和日本拥有更浓烈的“武士文化”，换言之，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军队更加强大。的确，在土耳其和希腊北部和西部的所有北约国家中，只有英国拥有类似美国在全国性危机中应运而生的“战争游说者”。这股政治力量在某些情况下要求战争，支持使用武力，敦促政治领袖不要在谈判、制裁和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浪费时间，鼓励运用所有力量打击敌人。
在支持武力海外干预时，美国公众舆论为什么有时迅速，有时迟钝呢？什么事情会激起支持战争的公众舆论呢？战争游说者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与美国公众舆论中的其他要素是什么关系呢？这种好战倾向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其他重要特征的答案存在于第四即最后一大学派——杰克逊主义学派之中。在这里使用这个名称，是想纪念美国的第七任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