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

美国现在正面临历史上真正重要的转折点，所以它必须做出以前从未做过的事：为了美国在和平时期的世界领导地位，形成一贯的、在政治上能起支持作用的战略。从一战到现在，近一个世纪以来，虽然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它强大的目的是什么，应该如何运用这种强大的力量，在和平时期对这两个问题作出一致的回答，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从1919年到1941年，缺少共识；从1941年到1989年，没有和平；1989年以后，很显然，美国政治体制中没有有效的共识。

当然，没有什么力量会自动生成一种所需的新型共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验表明，外交政策僵局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不难预见，假如没有外力促使美国作出反应，那么它可能在10年或更长时间内都不会形成一贯的共识。虽然这种局面在某些方面能经受民主政治的基本考验——所有的利益集团都能分到自己最看重的一杯羹，但这并不理想。

除非美国政策失误、缺乏共识会导致真正威胁的出现，或者除非错误的政策将美国再一次推入越战泥潭，否则美国许多集团都会对外交政策的迟钝感到基本满意。种族游说团会愉快地掌管着对他们最重要的事务，经济游说团体也会大有收获。国防公司会协助制定武器出口政策，他们对那些关键用户有着足够的信誉。国会大力赞助的军事基地即使没有军事需要也会一如既往地欣欣向荣；五角大楼仍会继续在势力强大的政治赞助者的压力下购买武器，尽管新式武器系统已经应有尽有。农场主、金融家、制药公司以及电影制片人还会在国际贸易谈判中赢得政策支持。食糖生产者会满意地让美国消费者花比世界价格高出一倍、两倍、三倍的价钱去买糖，因为邻国无法接近美国市场，糖业发展的前景受挫。

外交政策也许会在四个学派中各有侧重。汉密尔顿主义者会倾向于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国务院等机构庇护下的威尔逊主义者则会致力于国内社会；为推动民主进程提供技术支持；谴责有些虽然不是所有邪恶国家；偶尔发动人道主义干预和战争。杰斐逊主义者会将冷战时期的文件解密；加强军事建设；即使不是停止，也要放缓像北约这种组织的扩张。杰克逊主义者不管是否有必要，都会建立导弹防御体系，阻止由威尔逊主义者担任国务卿期间签订的伪善条约，当汉密尔顿主义者表现出对国际金融机构过度慷慨的迹象时，或者当威尔逊主义者在明显远离美国安全利益轨道的荒凉之地一味投入时，迅速拉紧钱袋上的绳子。(https://www.daowen.com)

这一体系多少会奏效；不满情绪会在政治领域内均衡地蔓延，多数人在多数时间内会对他们最关心的多数问题的政治结果至少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关心。汽车总会沿着它的路线努力前行。

在某种程度上，不管美国能否在未来形成有效的外交政策共识，这种情形都会发生。战略共识永远无法取得一致，冷战时期和二战时期在美国外交政策上都有过激烈的争论。民主政治体制根据妥协与包容原则判断是非，用慷慨的政治恩惠润滑令人不快的摩擦；这种倾向性不会消失，也不应消失。依靠这两种情形自身，都不足以形成有效的外交政策。美国应该发挥强有力和卓有远见的领导作用；美国的持续强大和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国家在选择和追求目标时表现出的智慧、勇气和果断。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样，世界需要美国超常发挥其卓有成效、深谋远虑的领导作用；和那些年一样，问题不在于美国被世界孤立起来，而在于美国的参与不连续、相互矛盾，最终无法发挥必要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