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自由

捍卫自由

杰斐逊主义者视美国为负有深远革命使命的革命国家。杰斐逊主义者怀着像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人看待列宁的十月革命时一样的情感看待美国独立战争。在杰斐逊主义者看来,美国独立战争不只是与行为笨拙的国王、揭竿而起的议会决裂,也是世界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起初的杰斐逊主义者沉湎于英格兰和苏格兰不信奉国教者的丰富传统之中。他们经常视美国独立战争为英国宗教改革的最新(有时是世俗的)步骤,把自己看做试图抵制汉密尔顿主义种植园主、完成宗教改革运动的克伦威尔的圆颅党人[1]。英格兰和苏格兰激进教会改革的目的是将英国人民从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以及英格兰教会的迷信哲学(清教徒们这样指责道)中解放出来。就像英格兰半心半意的官方改革派废除了教皇却保留了天主教的华丽服饰(主教、圣礼和君权神授)一样,半心半意的汉密尔顿主义者也想废黜英国国王,但在美国建立尽量类似英国的社会秩序。

杰斐逊主义者自认为是平民百姓的政治和思想先锋,是英国为自由长期斗争的继承者和完成者。对杰斐逊主义者来说,不管是教会还是国家的寄生行为,都是平民百姓的大敌。“他们的精神枷锁是在迷信基础上微妙地形成的。”约翰·昆西·亚当斯这样评论英国人。教皇和主教运用狡猾的权术欺骗人民,以支持他们奢华的生活方式。政府官员和圈内人士在平民生活中建立了类似的运作方式。贵族和侍臣告诉人民,政府之谜过于艰深,非他们所能理解。这些人故作神秘,将本来简单明了的管理艺术变成了拜占庭式的迷宫。这些腐朽的寄生虫致力于欺骗和困扰民众,使诚实的农场主困惑不解,看不到自己的物品被盗,利益被背叛。

美国独立战争的条件非常独特:它是英国为自由而斗争中长久而受人欢迎的调味品,其人口具有农业特性,以及附近缺乏敌人,无法进行永久的战争动员。这些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从头再来的机会:在纯粹革命原则基础上建立自由体系。杰斐逊主义国内政策的最高目标是利用这个建设自由国家的宝贵机会,维持这个庇护所和这场革命已经成为,并且依然是杰斐逊主义国际关系应对之道的最高目标。

这种防御精神与美国人生活中威尔逊主义思潮的国际革命热情具有天壤之别。威尔逊主义者可以被称为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认为独立战争在国内的安全和成功要求其向全世界扩展。而杰斐逊主义者采纳了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在一国之内建立民主已是足够大的挑战,他们不仅怀疑海外革命胜利的前景,也担心过深卷入海外争端会对国内革命带来危险。威尔逊主义者颇有道理地认为,美国的革命遗产不会受到内部危险的影响。他们还认为,美国可以兵不血刃、不花毫厘地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威尔逊主义者认为,美国式民主顺应了历史潮流,美国式革命必将席卷整个世界。

杰斐逊主义者的观点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民主是一株脆弱的植物,难以成长,更难以繁殖。回首英国长期的斗争(宪章运动、宗教改革、英国内战、光荣革命),内忧外患不断,国王篡位夺权,主教阴谋造反,外敌频频入侵,詹姆斯二世的拥护者伺机起义。之后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与背叛和灾难的对抗:美国的主要城市或被付之一炬,或落入敌手。因而杰斐逊主义者更寄望于在国内捍卫民主,而非向海外扩展民主。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数十年中,充分的证据表明,杰斐逊主义者对在国外建立民主的困难程度的预见是有道理的。法国大革命起初受到了杰斐逊主义者的期待和支持,但很快就沦为血腥和暴政。南美解放战争树立了一个又一个血腥而无效的例子,该地区的生命和财产都得不到保障,苛政的遗产一直残留到今天。这是一种错觉,就如同许多理想主义者的感觉一样。20世纪60年代反殖民地运动之后,一批新独立的非洲民主国家先后出现。他们对这些国家寄予厚望,但这些国家接连陷入了混乱和暴政。这种体验在杰斐逊主义者中间制造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即美国可以率先垂范,而不是强加于人,来为全球民主事业服务。

但是,民主不仅难以在海外繁衍,也难以在国内得以捍卫。从古至今,历史的沟壑中撒满了民主的残片。三十名暴君推翻了雅典民主共和国,尤利西斯·恺撒在罗马建立了帝国。在早期现代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时期,民众没有地位,寡头们腐化堕落,大公亲王们推翻共和政府。在欧洲的几乎每一个地方,专制的君主都要压制议会等传统机构。(https://www.daowen.com)

自由甚至不能信任朋友。克伦威尔建立了比其压制对象更为专制的平民教会国家,拿破仑比任何一位路易国王都能够利用法国的能量彻头彻尾地为个人野心服务。

希伯来文《圣经》表明了这一令人苦恼的事实:即使亲手挑选的人也不一定能够维护他们的自由。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都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是这还不够。“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人们对撒母耳[2]说。

应上帝的要求,撒母耳尽力劝告他们。如果我给你们选择一位国王,他对嘈杂的人群说,“他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第一位以色列人因权力集中、收取税款和官僚作风的国家已经失去了自由。那么第二位以色列人又能得到什么保障呢?

自由极其宝贵,而且极其脆弱,这是杰斐逊主义运动的核心信念。在这个方面,它不同于美国人生活中的其他所有政治势力。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商业开发能够确保自由政府的存在;而杰斐逊主义者发现,在一个又一个的民主国家中,巨大的商业利益搅乱并破坏了政治过程,野心勃勃的富人们成为民主制度最大的危险。威尔逊主义者认为,进步和文明的力量正把人类推向和平和理性的时代;杰斐逊主义者认为,历史在前进,也在后退,对财富的野心和贪欲深藏于人类的本性中,正义和公正的法律也难以将其矫正。正如我们所见,杰克逊主义者认为,美国人民深沉而善良的心灵会本能地排斥任何对所珍爱的民主的威胁。杰斐逊主义者还知道,民众热情不受限制和约束,所以可能会危及他们想要保护的民主。

因此,杰斐逊主义者发现,自己处于奇怪而困难的处境。相比其他人来说,他们更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是他们认为历史不一定有利于美国人的实验,他们是美国持这种观点的惟一一种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