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描述冷战后世界的国家大战略，可能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不过我想应该对读者表明我对四个学派的态度：哪个学派最适于在制定全新的美国外交政策上起领先作用？

现在让我回答这个问题，要比我刚开始进行研究时还要困难。对每个学派的了解越多，我越认同它们的贡献，也就更加相信，当所有的学派都有力地、合理地发挥领导作用时，美国外交政策体系就能得以顺利地实施。

美国不能失去任何一个学派的观点，但是针对21世纪面临的任务，我认为杰斐逊主义学派的声音是美国最应该倾听的。

杰斐逊主义者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在国际上伸手太长造成的结果。美国可以继续推进霸权；美国可以强硬地坚持自己的原则，也就是不管威尔逊主义理想还是汉密尔顿主义的商业价值，都应该为其他国家广为接受。美国的力量可以快速增长，美国对这种力量的使用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如此不可预测，所以世界其他国家为了自卫，会联合起来限制美国的力量，也许还会破坏美国的安全。杰斐逊主义者认为，美国宁愿保持美国人自己选择的范围，也不应该在将来某一天发现要接受其他国家为美国选择的权限。

杰斐逊主义者也许有能力在今后许多年中决定着美国的战略未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也可能继续陷入边缘化或无足轻重的地位。

关键问题在于他们能否再次提出约翰·昆西·亚当斯当年提出的那种战略思想，当时亚当斯提出的思想成了后来的门罗主义。亚当斯广泛关注美国人的真正利益，根据当时的情形遵循危险最小、最经济、最体面的方法来维护他们的利益。杰斐逊主义者不愿在战争中遭受不必要的危险，而且他们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主要的国家利益，所以能够得体地解决问题，制定的政策最有效，付出的代价最小。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亚当斯时代的杰斐逊主义者必须放弃自己那些最难以割舍的信仰。他们必须承认，与英国的关系是美国的最大利益所在——这与杰斐逊甚至华盛顿政府倡导的外交政策正好相反。门罗主义是杰斐逊主义退缩的主要表现；是杰斐逊一派批准了美国第二银行的建立，通过了保护性关税，制定了开发国家基础设施的计划，而这一计划几乎就是出自汉密尔顿之手。

在这一过程中，杰斐逊主义者与其说是否定自己的理想，不如说是为了适应现实世界。如果没有生产制造业和贸易，那么美国永远不会繁荣。如果不与英国达成某种安排，美国就永远不会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变成了：美国如何用最小的风险、最小的代价适应这种需要？

这种外交政策方式对美国未来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既有全球利益，又有全球责任；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完全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们提出的政策有时不切实际，有时不够明智。此外，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对国际合作的提议，提出了深层的难题。为了自己的各种经济和政治目标，美国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别国的主权？美国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世界刑事法庭？世界贸易组织对国会提案和国家立法机关应该有多大威力？(https://www.daowen.com)

这些问题通常是一种权衡。为了取得盟国之外的帮助，美国必须对北约的决策发挥多大权威？美国需要为世界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作多大贡献，在这些机构中应该享有多大决策权，它们才能最有效地稳定国际经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

美国人不需要，也许不能对这些以及其他类似问题达成永远的共识，但是确实需要对评估这些问题的方式形成一致意见。美国正在努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方面是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美国完全主宰所有其他国家，但是当危机出现时，它会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另一方面是多边世界体系，美国放弃了一定控制权，但是能得到更多帮助。在这两者之间应该如何权衡？

世界的问题和需要几乎是无穷无尽的，美国利益面临的潜在挑战也是如此。鉴于威尔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全球政策的需要，也鉴于对美国力量的实际限制，包括内部和外部的限制，政治和经济的限制，美国需要一种“完美战略”——一种能分清国家的首要利益与次要利益的宏观国家战略，而且这种战略既能确保所有首要利益的实现，也能保证次要利益的实现，同时这些利益的实现要付出最小的代价和风险。

这种完美战略是门罗主义的标志；它渗透出沃尔特·李普曼的杰作，体现了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概念。完美战略是杰斐逊主义思想的最高境界，是杰斐逊主义传统的精华。这也许是当今美国外交政策最急需的惟一因素。

正是这种方法才能让美国达成基本的战略共识。如果国家利益和完美的宏观战略能得到清晰的阐述，一定会在时机成熟时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杰斐逊主义大战略专家能够，而且应该控制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有时过于膨胀的建立世界新秩序和法律政治大框架的渴望，同时又能说服杰克逊主义者精简条理的美国国际交往实在重要。这一工作必须依据美国常用的安全和主权手段来完成，不管喜欢与否，也与将美国人与地球上其他民族命运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有关。

如果杰斐逊主义战略家能够随机应变，他们就有机会建立适用于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就像约翰·昆西·亚当斯带领美国走上一条道路，一直延伸到20世纪。

对这个国家和杰斐逊主义兴趣来说，其他选择不太具有吸引力。杰斐逊主义者可以像20世纪30年代直到40年代那样做事：对国家首要利益的重要性予以否认。不仅是在20世纪中期，即使进入21世纪美国与世界其他各地发生的事件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环境危机和全球工业发展的后果、人口密集的国家发生全国性流行病和全世界医疗条件不足的潜在危险，以及世界金融和贸易日益密切的关系，这一切都使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成为必要，而非可有可无。

如果杰斐逊主义者漠视这一现实，致力于解决美国外交政策上的道德矛盾、失误和代价，努力恢复现代版的光荣孤立神话，那么他们也许会实现他们的朝圣先祖们试图实现的纯洁，但是这样做却会背离自己珍视的价值。这很遗憾，因为共和党需要杰斐逊主义的谨慎，杰斐逊主义对自由和生命等珍贵资源的保护，以及杰斐逊主义对这些资源的限制。

如果杰斐逊主义退而对所有的军事和经济领导地位持毫无意义的反对态度，那么他们只会剥夺美国获得一些人帮助的机会。而这些人的远见变成了建设性的治国之道，能够在塑造对外交往的同时最好地保护美国的内在价值。

今天的美国需要的正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和詹姆斯·门罗1823年所作出的贡献：来源于美国人民具体利益、尊重和服务于道德价值观的大战略，它能够以最小的生命、财产和政治代价保障他们的生命、财富和神圣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