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变万化的美国外交政策
前面一章提出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既然记录如此积极和辉煌，那么为什么美国外交政策如此不被人尊重？一个国家如此迅速和轻易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实力和地位，为什么著名的观察家和实践者一般都不理睬，或者说都蔑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传统呢？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当考察这些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时，这些问题就显得更加扑朔迷离。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清晰一致的控诉，而是一堆互不相容的指责：美国外交政策过于天真、过于算计、过于大方、过于暴力、过于孤立主义、过于全球主义、过于单边、过于多边、过于道德主义、过于不讲道德。
一大批著名评论家将所谓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归因于民主的公众舆论对这一过程的影响过于严重。例如，沃尔特·李普曼[1]曾经写道：“政府本来通常知道什么更为明智、更为必需或更为急迫，而他们（美国人民）却迫使政府要么行动太晚、力度不够，要么过于拖沓、力度过大，要么在和平时期过于和平主义、战争期间过于好战，要么在谈判中过于中立或软弱，要么就拒不妥协。”
对某些人来说，首要危险是公众舆论不了解情况，把美国引入了咄咄逼人的单边外交政策。这种观点认为，民众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再加上政治家的煽动，会带来严重而长期的威胁。前总统卡特称，罗纳德·里根对《巴拿马运河条约》蛊惑人心的反对意见非常受欢迎，就是因为里根“过于简单”地阐述了这个问题：“我们修建的，我们付了钱，它就是我们的，我们应当告诉特里约斯公司，我们要管理这条运河！”卡特认为，成熟而开明的政治家，通常拥有合理的多边合作计划，却经常受制于无知民众的盲目热情，而寡廉鲜耻的政客又把这种热情煽动成狂热。公众是野兽，而美国却养虎为患。
还有些人认为，美国公众舆论非常危险和愚昧，担心其结果将不是鲁莽的侵略，而是怯懦而孤僻的孤立主义。1994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认为，公众对比尔·克林顿的海地政策缺乏支持，原因是“民众普遍不愿将美国军队派往国外任何地方”，他还指出了“新孤立主义”的危害。
另外一种思想流派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泛滥着软弱无力的理想主义，因而对美国公众舆论的惊人无知大加指责。亨利·基辛格1994年在马来西亚战略研究中心所作的演讲中指出，美国人民的极其无知是外交手法存在缺陷的一个原因。他提到，里根政府时期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30%接受调查的人认为挪威是一个反政府人员正在打仗的国家。在美国人这一历史或传统无知上面，基辛格指出，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层面。现在的一代人是靠电视而非书籍培养长大的，学会了形成“印象”而不是拥有“思想”。这种无知的结果就是拒绝运用经过历史检验的方法，不依靠均势，不愿将自己建立在“相信你可以通过布道式的活动——传播民主，来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
其他人认为，公众无可指责。他们说，李普曼是错误的。公众的初衷是良好的，精英们应该因失败而受到指责。在社会评论家埃里克·奥尔特曼看来，越是民主和民粹的外交政策，越是好的外交政策。大批评论家随声附和，指责精英们显然制造了许多外交政策罪恶。基督教联盟创始人帕特·罗伯逊也许是最为严厉的批评者。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尤其是从对外关系委员会核心圈子里出来的精英们，对邪恶阴谋不以为然，为反基督教者铺平了道路。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诺姆·乔姆斯基的观点多少温和一些，但依然认为“与国际事务有关的高层顾问和决策职位大多集中在了大型公司、银行、投资公司的代表，迎合公司利益的少数律师事务所，以及为拥有和管理这个国内社会基础机制的人说话的技术和政策知识分子手里……”尽管精英们没有真正为撒旦流血牺牲，也无意为反基督教者铺设道路，但乔姆斯基说，他们的价值观和优先次序却非常明显：“至少在有些第三世界国家，侵犯人权的情况越多，美国的援助和外交支持就越多。侵犯人权的状况（酷刑、强制降低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警察资助的杀人分队、摧毁独立团体的代表机构等）与美国政府的支持成正比。
相比之下，劳联-产联主席（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约翰·斯威尼的批评相对温和一些：“公司和银行制定了全球市场规则，并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将规则固定下来。它们保护自己的财产，却让人民承受风险。跨国公司逃避了劳工、消费者和环境等规则。”在精英驱动、经济导向的美国外交政策世界里，投资就是一切，人民无足轻重。(https://www.daowen.com)
这是一幅残酷的画面，但其他人却因别的理由批评这些精英。理查德·尼克松、欧文·克里斯托尔和罗纳德·里根等观察家也认为，精英们控制了美国外交政策过程，将美国人民这一沉默的大多数排除在外，但他们眼中的精英不同于罗伯逊、乔姆斯基、斯威尼的观点。在这些评论家看来，卑躬屈膝、没有骨气、精力枯竭的精英过于软弱，过于混乱，过于颓废，无力保护美国的基本国家利益。
美国精英的其他批评者成功地将这两种观点结合在了一起。精英们既无情无义，又没有骨气：追求狭隘的经济利益时无情无义，捍卫国家利益和美国劳动者利益时则毫无骨气。这就是专栏作家、多次总统候选人帕特·布坎南的立场。
国外对美国社会状况和外交政策本质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比如马来西亚总理穆罕默德·马哈蒂尔，称美国是一个颓废的社会，用可耻和堕落的大众文化毒害着世界；美国的衰落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势不可挡。由于美国展现的能力和增长，还有人则把美国看做强大的变革力量，给其他生活方式带来了危险。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警告说，草率的行为、单边主义和狂暴的冒险主义会导致可怕的混乱，给所有右翼国家带来危险。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孤立主义是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它随时都能卷起铺盖回家，让欧洲和亚洲自行寻找平衡。但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创造了强大而微妙的霸权，让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抗拒。“法国不知道这一点，”前总统密特朗曾经说，“但是我们与美国正处于交战状态。是的，一场长久的战争，一场重要的战争，一场没有伤亡的战争。是的，他们非常难于对付，美国人非常贪婪，他们想拥有统治世界的全部实力。”
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使我想起G·K·切斯特顿[2]对当时抨击基督教的看法。他注意到，有些批评者攻击教会是因为它敌视妇女，而有些人则蔑视教会，因为只有妇女前去祈祷；有些人指责它憎恨娱乐，推崇远离生活的禁欲主义，而有些人则攻击高层牧师的奢侈和腐败；有些人攻击它鼓吹软弱的和平主义，而有些人则攻击它毫无容忍的十字军精神。他于是开始怀疑，在如此众多毫不相容的方面都充满错误的宗教，是否还那么神奇和出人意料，但事实正是这样。
拿美国外交政策来说，我们必须注意到它的疯狂至少应有其道理。美国实力的增长长久以来是前后一致、引人注目和持续不断的，考虑到这个国家聚集实力的规模和范围，取得这些成就的成本低得令人瞠目。如果以前没有这些历史记录，我们会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一个外交政策如此混乱、受到众多批评家如此攻击的国家，不可能长期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面对着一个离奇的悖论：世界最成功国家的外交政策传统、做法和体制遭遇了几乎世界性的但观点不一的蔑视。
我们不能屈服于这些事实。成功本身不能迫使我们得出结论：美国的外交政策经常灿烂辉煌——毕竟，这可能是因为运气很好，或者是上帝保佑，或者是天意所致，美国才能如此成功。奥托·冯·俾斯麦好像这样想过。据说，在即将结束漫长的生命之际，这位政治家已经不愿一遍一遍地解释德意志帝国的成功之道，于是举起双手，说出了他有关醉汉、孩子和美国的至理名言。这种观点认为，美国是世界社会的马古先生[3]。但是不可辩驳的是，不管是运气、技巧，还是天意，美国的外交政策记录总体上是成功的，这位马古先生的生活至今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