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主义者与太平洋

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汉密尔顿主义政策和原则最初的拥护者，美国商人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对太平洋感兴趣。阿瑟·帕沃尔·达登所著的《美国的太平洋》（The American Pacific）一书讲述了早在华盛顿政府时期，美国就对太平洋贸易深感兴趣的故事。在汉密尔顿主义者的国家利益思考中，这一贸易过去发挥了，而且现在仍然发挥着主要作用。早在17世纪，波士顿商人就表现出对中国贸易的兴趣，一位美国殖民者曾随库克船长[2]一起远航太平洋。

独立之后不久，美国人开始出现在太平洋港口。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后不到1年，驶往中国的第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是在乔治·华盛顿52岁生日时从纽约启航的。到1800年时，已有100多艘美国船只从广州启航，太平洋贸易的前景好像一片光明。“对美国商人来说，最好的建议是，”约翰·亚当斯1785年写道，“尽可能远地向东印度群岛[3]拓展商务。”

如同美国内部有关如何应对中国的政治斗争一样，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出现得非常早。中国人不想购买西方的商品，美国商人试图用当时司空见惯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包括出售从土耳其西岸士麦那（现在的伊兹密尔）运来的鸦片。早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远东贸易就引起了今天人们非常熟悉的道德和经济问题。一方面，重商主义者支持不管道德和社会后果而进行贸易。对美国传教士来说，他们憎恨鸦片贸易。他们支持中国政府禁止鸦片贸易的努力，他们在美国的支持者也强烈抨击商人爱财无边的犬儒哲学。

美国在太平洋的商业活动与日俱增。许多活动是以海洋哺乳动物为代价的。捕海豹者和毛皮猎手搜遍了从智利到北冰洋的所有岛屿和海湾。在太平洋捕鲸业高峰时期，600多艘美国船只巡弋在航道上，搜寻鲸脑、鲸油和鲸须。到19世纪中叶，夏威夷群岛已经成为美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传教士、捕鲸者、商人和种植园主稳步改变着岛上社会的性质，使这个半岛成为美国影响和贸易的基地。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汉密尔顿主义和重商主义传统一直认为，太平洋贸易是美国商业自然和必需的一部分，保护和深化这种商业活动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汉密尔顿主义外交和活动的永恒主题。这不仅是一部贸易史，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也可以追溯至1812年战争。

在几乎整部历史中，汉密尔顿主义者对美国远东政策的思考都被几乎一成不变的原则指导着，直到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席卷亚洲的政治巨变。即使在那个时候，改变也很肤浅，很显然，美国今天对远东的思考就是承袭了亚当斯和佩里[4]等人的观点。(https://www.daowen.com)

贸易（以及后来的投资）是与亚洲关系的首要考虑，美国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卷入总是与这些目标紧密相关。海上自由和门户开放在亚洲具有特别的用场。海上自由显然意味着善待失事船员和禁止海盗等事情。早在19世纪30年代，为了这两项利益，美国海军舰艇就在远东水域巡逻。与亚洲政府订立商业协议的国家政策也起源于这个时代。如果需要的话，亚洲市场可以在武力的威胁之下对美国商品开放。人们可以看出，在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中，贸易是一个传统问题，佩里与日本人之间不情愿的关系就是先兆。日本人试图拒绝进口，而美国人试图打开日本人的市场。

这些政策把美国很早就带入了与亚洲和欧洲政府的复杂关系。简单地说，当涉及到外国人的贸易权和外国人在亚洲的安全问题时，美国往往站在欧洲政府一边。另一方面，美国一般反对瓜分和殖民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

由于日本在工业发展方面超过了邻国，它就开始寻求与欧洲列强的平等待遇，和欧洲国家一样在中国等地建立势力范围。美国对其邻国也是如此。美国强烈反对这种做法，这不仅因为日本帝国将违反门户开放政策，可能在中国引发如瓜分非洲般的殖民争夺，也因为一个强大的日本好像会对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造成长期威胁。

从那时起，美国一般会支持在亚洲实行均势政策，扶弱抑强，以期阻止任何大国主导他国。直到1945年，日本一直是这样的大国，美国一直反对其野心。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之后，这个大国就是与苏联结盟的中国。依然恪守传统亚洲目标的美国政策交换了场地，转而开始支持被战争削弱的日本，对抗新兴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可以想见，随着亚洲均势出现最新变化，美国的结盟对象也会出现新的变化，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对亚洲均势的关注将仍然是美国政策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