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神话

21世纪神话

应该需要一个新外交政策模式并不是说需要完全抛弃旧模式，也不应盲目庆祝自己相对于祖先的精神优越感。毕竟，冷战模式带领美国走过冷战时代，这绝非微不足道的成就。如果今天美国面临与二战后危机规模类似的国际紧急状况，很难保证能够组织起一个能与乔治·马歇尔、哈里·杜鲁门、乔治·凯南和迪安·艾奇逊匹敌的团队。

但是，美国依然需要一种新的外交政策思想方式，这种方式较少顾及大陆现实主义的诱人恳求，而更多注意真正驱动美国外交政策程序的问题和利益。美国尤其需要一种外交政策途径，突出被冷战思维忽视而今天日益重要的问题：经济、建立国际秩序或全球化问题以及民主与外交政策的关系。

经济、道德和民主是大陆现实主义努力从高级国际政治中剔除的三个东西。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它们是而且肯定是美国外交政策关注的核心，美国人需要一种新的方式，在不忽视或错误处理安全问题的情况下恰当处理今天的核心问题。

没有这种新的思维，美国决策者将越来越难于赢得国内支持。冷战之后的外部形势与美国在19世纪的国际位置再次具有了许多相似之处。一方面，美国再次成为债务国，国内利率和经济形势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外国投资者的看法和行动。与50年前相比，美国的金融市场更容易受到海外情况的影响。在这个方面，美国今天的处境也在某些方面更像1890年而不是1950年的情况。同时，数千万美国人现在正经历着19世纪先人们非常了解、20世纪的现代人却非常容易忘记的处境：他们的生活水平既取决于雇主应对外国竞争的能力，也取决于世界市场上美国产品的价格，而这些价格经常受海外事件的左右。

美国与国际经济的关系变化已经提高了外交政策辩论的温度。经济问题涉及的不仅仅是政策精英，还影响着每个家庭的利益。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段时间内，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是美国人生活中争论最为热烈的一个问题。与19世纪的关税问题一样，当前的关税争论也正在激起类似的热情。随着美国国际赤字的后果日益明显，有关利率以及美国与世界金融一体化问题的争论也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变得更为热烈和重要。

其他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也需要与传统英美模式相像的精神状态。能源价格和国家能源供应安全将成为首要的外交政策重点，其中安全和经济问题、国内和外交政策问题将紧密交织在一起。与其他经济强国（欧盟、日本和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关系将需要采用综合方式处理经济和安全问题。

“无赖国家”是另外一个问题，它引领决策者回到英美历史的古老模式。从阿富汗的山顶部落到苏丹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再到伊拉克充满敌意的民族主义分子，英国决策者和军队领导者曾面临着其美国继任者今天所面对的许多相同问题。一方面需要实现理想和标准，为世界秩序提供合理性，另一方面也需要采取果断和有效的行动，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两者之间的必要平衡将成为未来几年美国外交的主要问题，就像英国外交在100年之前的处境一样。

接下来，我将试图描述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新模式、新思路，以期帮助决策者、舆论领袖和公众舆论最终控制美国外交政策，确定它的边界。

神话需要清晰明确——如艾奇逊所言，比事实还要清晰，没有一个神话颠扑不破。一般情况总会有例外，概括越为笼统，例外越值得注意。强调自1789年以来连续性的美国外交政策画面将必然无法充分反映同时存在的许多重要差异。但是，微小事实不应该阻碍目的的实现，美国需要一个尽量精确、全面和清晰的神话。

在我看来，美国外交政策最有希望的潜在新模式或神话取决于4个基本想法。第一个想法已经进行了阐述，即外交政策思想包含美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的关系等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历史中的核心问题。

第二个想法是历史上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形式一直是由国家对国际海上贸易和金融秩序的兴趣决定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这些秩序逐渐扩展到全球，将许多国家和大洲的经济体融合起来。今天所说的全球化——国际经济体系的增长，是过去5个世纪中最为重要的历史发展之一。其实，美国的殖民化只不过是这个漫长过程的一个插曲。

在美国历史的大多时间里，全球经济秩序一直以英国为核心，因此，美国对这一秩序的依赖和关注暗示着与英国的紧密（有时相互冲突）关系。以英国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从经济上讲，美国关心贸易机会的获得，关心控制国际经济体系对国内秩序的影响。从政治上讲，美国一直在考虑英国是否以有益于美国的方式行使权力，或者至少不能强加不可接受的风险和成本。在最坏的情况下，美国人不得不考虑，如果与英国的利益冲突导致战争，美国人将怎么办。直到20世纪，针对英国的应急战争计划仍是美国军事战略家的重要活动。随着英国实力的下降，美国越来越多地思考英国是否能够维持这一体系，如果英国失败了，美国应该做些什么。

虽然“全球化”这一词汇是新鲜事物，虽然这一进程近年得到了加速和深化，但在整个美国历史中，全球化一直是一个最为重要的世界历史事实。由于美国的地缘形势和美国社会的重商和创业性质，在美国几乎全部历史中，全球化一直是战略思考和政策制定的核心内容。

根据与英国关系的不断变化和新型全球秩序的不断浮现，美国外交政策历史可以划分为4个时代。第一个时代从1776年持续到1823年，美国从英国手中赢得了政治独立，然后立即开始解决与英国经济体系和帝国实力的关系问题。英国和美国都必须努力克服这个问题。从英国方面来说，母国是否应该扼杀摇篮中的合众国，还是一个强大而稳定的贸易伙伴对英国更为有利？从美国方面来说，需要处理另外一系列问题。是与大陆强国结盟而削弱英国对美国更有利，还是与英国站在一起维持欧洲力量均势更为聪明？美国是应该作好准备，帮助英国将大陆众蝎堵在瓶中呢，还是帮助一只蝎子爬出瓶子，从而确保英国没有闲暇和资源关注美国？

在这些问题上，两国的意见不断摇摆，但最终双方达成了共识。英国承认，与美国开展贸易更为有利，没有必要在担心维持欧洲均势和建立全球体系的同时徒增一些危险和开支。美国方面认定，与其让众蝎爬出瓶子，还不如让大不列颠把握局面。出于自私的原因，英国将尽力不让各欧洲帝国爬出瓶子。美国决定，不仅不能在英国背后暗刺一刀，而且要暗示：如果一只蝎子变得过于强大，作为最终决定力量，美国将向英国伸出援手，帮其塞紧这个瓶子。

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说出决策者们在该世纪初明白但无暇说出的话。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门罗主义不太正式和清晰，甚至算不上“不成文协议”，这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是，沃尔特·李普曼称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也是正确的。孤立神话是错误的。门罗主义不仅不是孤立主义，而且是反孤立主义。它等于承认美国的安全依赖于欧洲力量均势。随着门罗主义的宣布，美国外交政策第一时代宣告结束。从那时到现在，门罗主义的战略原则一直毫不间断地塑造着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对世界战争的干预以及冷战，不是对门罗治国方略的一系列革命性改变，而是促使门罗宣布该政策的相同思考的具体范例。就像1823年门罗及其天才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最终决定帮助英国预防法国或西班牙在美洲重新建立王朝帝国一样，20世纪的美国总统也准备随时介入，阻止德国和苏联推翻欧洲力量均势，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力量。如果明天又一个反民主国家威胁将整个欧洲统一在其麾下，美国将再次介入，阻止其目标的实现。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在亚洲也将这样做。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政策不断变化，以反映不断变化的形势，但自从1823年以来，美国的基本战略姿态从未改变。

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二个时代从1823年一直持续到1914年。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生存在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秩序内。在其间的大多数年份里，英国的实力以及世界秩序稳固无虞。当时没有必要考虑帮助支撑这一体系，英国完全能够独自处理这一问题。相反，在防范英国可能发挥实力优势、挤压或分裂美国的危险的同时，美国竭尽全力在英国体系内达成最好的交易。共和国试图确保崛起和发展中经济体系的经济结构有利于自己长期和短期的经济发展。美国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在英国体系中的实力和影响将不断增长，并期望有朝一日赶超英国，成为今天所谓的全球超级大国。

这一阶段初期，两个国家之间不稳定的平衡大多有利于英国，合众国在南北战争中的胜利标志着美国稳步走向平等地位的开始。随着英国更加意识到需要依赖与美国的良好关系，美国也越来越多地对英国的全球政策施加影响。1871年的《华盛顿条约》也许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它规定对两国之间突出问题实行国际仲裁。根据这一条款，美国最终获得了1550万美元的赔偿，补偿南北战争期间由英国制造的南方邦联舰船对合众国海运所造成的损失。这是两国之间明显对美国有利的第一个条约。

在这段时间，美国首次开始严肃考虑英国强权之下世界和平结束之后的格局。一种回应是美国帝国主义。如果英国衰落了，美国有必要执行更为积极的世界战略。在整个太平洋地区获取军事基地和装煤站（使当时烧煤的海军得以向遥远水域投放力量的燃料补给站）就是美国决策者为英国统治终结而作准备的一部分进程。

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三个时代包括两次世界大战、英国的世界体系迅速衰落和崩溃。从1914年到1947年，美国被迫再次全力应对门罗之前曾经考察过的基本战略问题。母国处于明显的衰落时期，美国应该补充英国的实力、支撑起英国和全球秩序吗？或者相反，美国应该袖手旁观，任凭世界秩序自由发展吗？或者美国应该替代英国，成为世界秩序的陀螺仪，承担起这一角色带来的所有政治、军事和经济代价、收益和责任吗？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47年冬，美国尝试了所有这些方式。尽管不遂人愿，事态还是渐渐地明朗起来，这里没有中庸之道：美国要么独立担当英国的旧日角色，要么生活在没有国家为世界秩序承担责任的世界里，美国必须从中作出选择。而这根本无从选择。

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中的第三个时代是以开启第四个时代的决定而结束的。如同1823年，美国人在1947年得出结论：国家利益需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捍卫欧洲力量均势，维护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和政治秩序。到1947年，这支力量已经不可能再是英国了，它只能是美国。阿特拉斯[8]无可奈何的时候，美国就得挺身而出，双肩擎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一选择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虽然冷战当时显得格外重要，赢得冷战也至关重要，但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美国历史的里程碑。真正的决定是承担起英国旧日的角色，其影响和后果今天依然存在。冷战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个事件，而非一个时代。与其开始时一样，它的结束依然留给美国基本相同的责任、利益和任务。

新模式的第三个要素与美国成功之路上民主的重要性有关。传统观点认为，民主社会不适于取得外交政策成功。恰恰相反，美国外交政策过程的混乱，尤其是其植根于民主社会，长期以来总体上是有益的。民主过程提供了一种将国家政策与利益结合起来的方法。国家政策和利益优先于任何政治家个人（不管多么具有天赋）所能实现的目标。

美国是通过一种非常不同于传统大陆模式的过程而取得外交政策成功的。美国光辉独立的战略不是出自于一帮伟大天才，相反，每一项政策（甚至一组有时相互冲突、有时相互补充的小政策）都是源自纷繁复杂、相互竞争的政治利益、政治家自尊、经济和种族游说、地区投票集团和随意的噪音。这些现象构成了美国的政治过程。换言之，美国外交政策的起源与国内政治相同：民主政治过程。

外交政策蛋糕的切割与国内游说集团根据自身政治力量、机构立场和轻重缓急而施加政策影响的方式相同。一个产业得到对外贸易优惠待遇的方式与其获取税法有利待遇的方式相同。热情高涨、资金充裕的种族游说集团可以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特定部分产生巨大影响，就像单一问题游说集团获得对国内政策的影响一样。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过到所有糖果都分发出去的时候，几乎人人都得到了一些东西。

这就是民主在外交和国内政策中发挥作用的方式。然后，放眼历史，与运用更为传统和令人尊敬的方法的国家相比，美国好像遵循了一种使其逐渐更加富裕、强大和安全的政策。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基本答案当然还是那个用来解释民主过程为什么对国内政策也起作用的答案，即最终结果差不多准确反映了组成某个特定社会的利益集团和个人的愿望。如果这一过程的结果使相当一部分公众不悦，这种不满就会逐渐成为强大政治力量，将政策拉回到减少不满的方向。这一制度是稳定的，因为它能够自我平衡。虽然社会利益集团认为自己投入的是一场永恒斗争，但所有这些斗争的真正后果是使社会不断寻求不满得以最小化的点。

所有这些都不是说这些结果总是或者经常是公平的。由于历史和经济原因，美国许多团体的政治力量与其数量并不相称。这在外交和国内政策中的确如此。有些相对较小的种族团体组织性强，游说资金充裕。其他团体可能绝对数量较大，但政治影响却较弱。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数量大约是犹太裔美国人的4倍，但墨西哥并未得到4倍于犹太人的关注、援助和支持。但是，墨西哥人、犹太人、土耳其人、希腊人、阿拉伯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其他人自我组织起来，投入资源来塑造美国对各自祖国的政策，而政治过程也的确注意到了他们的力量，为他们提供了至少是少量的满足。

美国过程的民主性质还有一个优势，在冷战之中得到了发挥。这是因为政治决定外交政策，所以尽管外交政策知识分子中传统现实主义势头强盛，美国还是得以一直执行经济导向、建立秩序的外交政策。美国的官员可能认为导弹有效载荷和战略竞争比自由贸易和国际资本自由流动更具知识趣味性，但是政治压力迫使他们对经济问题作出响应。同理，政治领袖可能私下认为道义在国际政治中没有适当的位置，但公开宣称这一观点并以此行事无异于政治自杀。

鉴于美国外交政策过程达成的办法和妥协多少满足了许多对美国外交政策有所期待的团体，所以我们必须仍然要问：美国国内过程的这些结果为什么能够适应外部世界的条件——为什么能够取悦美国利益集团的政策会在长期以后在国家之外依然行之有效？如果上天保佑美国，引导美国持续成功的话，这一因素在这里肯定也会有效：国内利益集团之间永无休止的争夺和争吵会自动产生出可行的政策。

事情的结局并不总是这样。也有一些例子，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进程产生出由强大的全国共识支持的外交政策，结果却导致了灾难。法国于1870年热情洋溢地开始了反对普鲁士的战争，社会中几乎每个利益集团都为拿破仑三世欢呼雀跃，结果却是一场灾难般的战争。不必眺望海外就能找到这种流产的范例。因恶化经济衰退而遭到指责的保护主义《霍利-斯慕特关税法案》在当时是受广泛欢迎的。直到1968年春节攻势，民意调查一直表明人们对越南战争一贯支持。但是我们不需要表明美国外交政策一贯正确，我们只是试图了解它为什么一直行之有效。

美国的情况就好像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外交政策途径，使民主过程了解情况，确保国家在多数时间内采纳能够推进基本利益的政策。这些途径——就叫它们学派吧，出现在美国历史的初期，虽然随着国际秩序和美国社会的变化而逐渐演变，但在数个世纪之后依然清晰可辨。所以，几代人的争论和关切许多是相同的，历史上的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肯定对当代讨论之中的许多观点和选择似曾相识。

这些学派在许多不同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它们反映了根深蒂固的地区、经济、社会和阶级利益，包含了对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看法，表明了道德、政治价值观和社会经济、政治利益。

所有四个学派都深深地扎根于美国的历史中。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追根溯源至历史学家戴维·海克特·费舍尔在美国殖民地时期发现的四种社会习俗。殖民者之间的文化、理念和政治差异好像源于他们出身的英国岛屿地区文化的不同。

这四个学派并非每个人只有一种标签的血型。政治家和普通公民很少完全坚持一种学派的思想和价值观。多数美国人会将不同学派的不同要素组合起来。

我以美国历史上的四个著名人物为这四个学派命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名字代表了认为美国政府第一要务是促进美国国内外企业健康发展的外交政策学派。汉密尔顿主义者在历史上一直试图确保美国政府支持美国商人和投资者的权利，非常易于理解英国的世界秩序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汉密尔顿主义者一般都支持与英国合作，英国崩溃之后，他们成为支持美国接过英国重担观点的最早、最强拥趸。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汉密尔顿主义者包括亨利·克雷、丹尼尔·韦伯斯特、约翰·海伊、西奥多·罗斯福、反对威尔逊总统的《凡尔赛和约》的亨利·卡博特·洛奇勋爵、迪安·艾奇逊和老乔治·布什。

第二个学派包括那些认为美国负有在全世界传播价值观道义和实际责任的人。由于明显的原因，这一学派被称为威尔逊学派，虽然早在伍德罗·威尔逊出生之前就有威尔逊主义者了。与汉密尔顿主义者支持的经济议程相比，威尔逊主义者对世界秩序的法律和道德方面更感兴趣，一般认为美国利益需要其他国家接受基本的美国价值观，并据此处理对外和国内事务。这一学派的渊源更为深刻，比一般人认为的更为古老。世界许多地方的美国外交政策早就深受美国传教士活动和游说的影响。

第三个学派经常反对汉密尔顿学派的政策，一般认为在危险世界中维护美国民主是美国人民最为紧迫和至关重要的利益。它一直寻求捍卫美国独立的廉价和危险方法，同时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试图将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这一学派包括美国历史上许多最为尊贵和高雅的战略思想家（如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乔治·凯南等人）和热忱而自豪的民主党孤立主义者，如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和小说家、政治作家戈尔·韦多。尽管沃尔特·李普曼的思想构成比较复杂，历时漫长，人们不可能将其划归到一个单一学派，但他关注对外关系中的“偿付能力”，希望以最低风险和成本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这足以将其至少部分地划归到这一阵营。我称其为杰斐逊主义学派。尽管杰斐逊自己的外交政策经常偏离正统的杰斐逊主义原则，但总而言之，他对美国的命运和自由最为关切，能够更好地反映这一学派的思想。

最后一个学派是以安德鲁·杰克逊命名的，这不仅是对美国第七任总统的个人观点和外交政策记录表示尊敬，更多的是对其巨大人民主义魅力的承认。这种魅力使其能够激活和改变美国政治。杰克逊主义学派代表了美国人深刻而广泛的人民主义大众文化，崇尚荣誉、独立、勇气和军事自豪。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能够迎合杰克逊主义者的情绪。二战将军小乔治·S·巴顿和麦克阿瑟也是如此。杰克逊主义学派对美国政治产生影响的一个衡量方式就是成功将军成为重要政治人物的程度。这个名单很长，从华盛顿、杰克逊、威廉·亨利·哈里森（在1811年蒂珀卡努战役中击败了特姆库塞及其印第安人邦联，并在1840年竞选中战胜了马丁·范布伦）直到墨西哥战争英雄扎卡里·泰勒、富兰克林·皮尔斯和内战将军格兰特、拉瑟福德·B·海斯和詹姆斯·加菲尔德。总共有10位前将军后来成为美国总统，其他几位总统，如西奥多·罗斯福、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和老乔治·布什，他们的事业也得到了英勇战争记录的巨大支持。杰克逊主义学派的态度和观点已经发挥了而且将依旧发挥巨大作用，塑造着美国的外交政策辩论。

尽管数代人以来，每种学派反映的利益集团、地区和经济利益基本保持不变，但为了适应美国国内外的历史、社会和经济变化，四个学派的政策建议和轻重缓急也有所发展。20世纪初，所有四个学派都受到了英国衰落所带来的严峻考验。但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四个学派都完成了调整。以商业和金融为基础的汉密尔顿主义学派放弃了对保护主义的历史支持，开始支持自由贸易，使之成为霸权国家的必要经济政策。杰斐逊主义学派改变了历史上对大国政治的厌恶，开始为冷战提供关键的支持。威尔逊主义学派将全球道德秩序观与美国霸权的具体需要结合了起来。杰克逊主义学派为40年血腥而危险的冷战提供了范围广泛、坚持不懈的公众支持。

我将更为详细地逐一描述这些观点或学派，展现每个学派如何根据美国社会和世界的变化而进行演变，列举各个学派在世纪之交所面临的优势和挑战。我也将仔细观察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们如何构建联盟，各自如何在最近的外交政策争论中发挥作用。

我不想根据文献或其他来源“证明”这些观点存在于整个美国历史之中，并且催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和各种自觉的政治运动。我也不想建立一种稳定而详细的国家行为与对外关系理论，用“案例研究”方式轻松地阐释这个“四学派”理论。(https://www.daowen.com)

我的目标是表明这个“四学派”看法如何帮助我们更为清晰地思考美国外交政策。这样思考美国外交政策帮助我了解，有时甚至预测，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面前，美国政治家和公众舆论如何作出反应。它深化和澄清了我对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政治学之间关系的理解。它也让我注重美国外交政策传统的延续性，更多地把美国外交政策历史看成一个统一整体，而不是一系列毫不相关的插曲。它帮助人们将一些问题区别开来，有些问题美国政治制度能够轻松解决，但另外一些问题美国制度可能就无法作出有效的反应。它深化了我对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目标的看法，也深化了我对过去尝试和成果的理解。

用历史人物为这四个学派命名是一项艰难的选择，但最终看来却是最佳的做法。严肃的历史学家因这种做法带来的大规模滥用而畏缩不前，当然这样做是正确的。要谈论在威尔逊提出“十四点”100年之前的“威尔逊主义者”，就违背了历史绘图责任的任何一项规定。更为糟糕的是，我用来描述这些学派的四个人都有非常杰出而多样化的事业。1801年的汉密尔顿与1776年时的观点就不相同。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的杰斐逊在50年里，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表和改变着自己的观点。人们基于什么理由才能够从漫长职业生涯中抽取一套确定贡献本质的原则呢？

而且，各学派随着数十年乃至数世纪的演变，有时会偏离“创始人”的一些重要观点。汉密尔顿去世以后，我所谓的汉密尔顿主义学派遵循先人的保护主义路线长达几乎150年，但到二战结束时，美国企业界重要人士已经接受或者准备接受自由贸易学说。对这些汉密尔顿主义者来说，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是核心利益，推进这些利益的具体方式则是依附于具体情况的次要问题。汉密尔顿会同意吗？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但这有什么关系呢？

杰克逊的历史形象也因同样的困惑而变得混乱，我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人民主义学派使其更显复杂。杰克逊的许多追随者是无知而鲁莽的人民主义者。杰克逊本人则是一个敏锐、老练和在许多方面非常现代的政治家。

根据我的方法，杰克逊的所失正是威尔逊的所得。尽管拥有许多令人尊敬的特征，威尔逊却意外地受到了种族主义的困扰。他在哥伦比亚特区强制执行黑人隔离法，让白宫特别上映为“三K党”辩解的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他还拒绝了日本将种族平等宣言写入《凡尔赛和约》的请求。以这个人为在国内反对种族主义、在国外反对帝国主义充当先锋部队的思想流派命名是一种牵强附会。

罪过，罪过！还有一种替代方法，借用政治科学或思想史上的抽象名词来标明这些学派，但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更加不诚实。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人民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等术语看似比历史人物更加清晰，但这种表面上的清晰具有欺骗性。从18世纪的现代意义上讲，没有人是“现实主义者”。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系列当时并不存在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辩论。把19世纪的威尔逊主义者称为“理想主义者”与称他们为威尔逊主义者一样是一个时代错误。抽象术语的这种虚伪精确性赋予这一讨论一种不合理的政治科学权威气氛，而更加温和、不太精确的“威尔逊主义者”不具备这种权威。把杰斐逊主义者称为“自由主义者”或把杰克逊主义者称为“人民主义者”也会像我选择的标签一样制造混乱。在我看来，这四个学派是明确而独特的实体，但它们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它们相互融合，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是政治历史而非思想历史的一部分。

最终，用人名为这些学派命名好像还是更好的选择，这既可以体现甚至渲染它们的不确定性和不准确性，也可以同时再现构成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伟大主题和动人故事。我们毕竟已经习惯了这些历史术语的某些不精确性。许多观察家已经注意到弗洛伊德与有些信奉者之间的明显区别，基督与基督徒之间的区别也曾经被指出来过。

我还应该坦白另外一点。我写下本书，就好像这四个学派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政治的所有重要力量。这当然不正确。

在当代世界里，美国政治包含许多要素，无法轻易符合任何一种精妙的简化描述。种族游说者、伦理游说者（比如那些想让美国要么支持要么反对发展中国家妇女堕胎权的人）、经济游说者、意识形态游说者和许多其他利益集团一直在美国外交政策问题上角力。

我觉得这些学派不同于游说者。思想学派最终反映的是一种广泛的国家利益战略概念，而游说则关心有限问题的具体政策结果。即使如此，我所挑选的四种学派也不是促进整体美国外交政策的惟一实体。

我有一个过去的例子，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我们或许可以用一位美国陆军部长的名字命名戴维斯学派，这位部长后来成为美国南方联盟的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及其盟友认为，美国政府的首要，几乎也是惟一责任就是促进奴隶制度的安全和延续。对戴维斯主义者来说，关税政策、领土扩张和与英国的关系等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维持其“旧时美国南部的黑奴制度”。对奴隶制度的忠诚最终战胜了常规判断和对美国的忠诚。戴维斯学派最终几乎成为叛国学派，快速走向了毁灭。但是，他们曾经一度与现存的四个学派在平等地位上争夺美国政治的权力。

其他小的学派或流派也生存了下来。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产生了许多学派，从数量上讲通常比较小，但有时在政治或思想上非常重要。

但是，我认为汉密尔顿主义学派、威尔逊主义学派、杰斐逊主义学派和杰克逊主义学派的运动非常独特，因为它们从18世纪到21世纪初一直存在，而且虽然命运各有起伏，但在美国历史上所有重要时代中，它们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产生了明显而重要的影响。

当然，这些学派没有一个是一层不变的。威尔逊主义者中至少就有两大派别。右翼威尔逊主义者认为，今天美国已经大体上实现了开国先驱们的梦想。美国人不需要在国内改造自己，不能也不应该试图把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和做法向全世界传播。许多新保守主义者就属于这一阵营。激进的威尔逊主义者认为，美国远未实现民族的真正价值观，美国人必须在努力改造他人的同时开始改造自己。右翼威尔逊主义者与汉密尔顿主义者可能在具体情况下的重点与政策意见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威尔逊主义者认为美国现有的金融和公司结构没有问题，美国应该出口的价值观包括美国的商业之道。激进的威尔逊主义者则没有一丝苟同，认为美国公司和跨国公司及其代表的一切都是在国内外传播真正价值观的主要障碍。

在讨论汉密尔顿主义传统的时候，我主要针对的是汉密尔顿主义思想中的这样几种潮流之一。其中，我没有提及汉密尔顿主义学派的南方分支。南方汉密尔顿主义者包括乔治·华盛顿等联邦党领袖、投向戴维斯学派之前的约翰·卡尔霍恩等人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南方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北方汉密尔顿主义者都认为国家经济发展是国家实力的关键，但是他们都没有把国家发展与新英格兰的地区利益或华尔街的金融利益结合起来。南方历史的一大悲剧就是多数南方人跟随卡尔霍恩背离了汉密尔顿主义，陷入了戴维斯漫无目的的旷野中。内战之后，南方联邦主义者开始缓慢地重建自由贸易传统，为军事实力和国家经济发展而扩大军事支出，为了公共工程和基础项目而增加联邦支出。南方汉密尔顿主义的再生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发展之一，而且南方汉密尔顿主义者不断地向积极的美国外交政策输送重要的国会支持。

除了这些清晰可辨的分支学派之外，也可以把这些学派分为纯粹主义者和综合主义者。例如，有些持综合主义立场的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商业是一种善行、国际法至关重要，他们把这一观点推崇到极致，结果与一些实用的威尔逊主义者形成了交集。赫伯特·胡佛就是一个例子。

你也可以把这些学派分为“高调论者”和“低调论者”。每种学派的高调论者急于把各学派的学说系统化，急于运用各学派的观点以最快的速度形成结论。低调论者则倾向于关注具体问题。雄心勃勃的威尔逊主义者寻求国际法和世界联邦主义的宏伟计划，低调论者则可能对具体的环境或女权问题或看法更感兴趣。

这些只是各学派较为突出的分支流派。美国政治就像一张大纸，上面布满数百万颗微小的铁屑。在我看来，许多铁屑排列成有趣的图案，使我猜测纸下面可能有四块强大的磁铁。有些铁屑处于假想磁铁的有效磁力之外，有些铁屑则处于多个磁铁的影响之下。有些铁屑自己也被磁化，形成了小小的一团，对周围的空间也产生了自己的影响。有些铁屑位于不同磁铁相互竞争、相互排斥的区域。其次，因为所谓的铁屑只是一个比喻，我们谈论的实际上是人和政治团体，而非惰性金属，所以纸面上的一些东西会不顾想像中的磁铁，径直站起来，四处走动。

读者们需要独自判断在足够的时间内，足够多的铁屑是否聚集到了足够多的磁铁周围，使得这一理论显得有用，但是不管这一美国外交政策“四学派”理论有什么好处，它至少可以帮助解释美国外交政策批评者的攻击为什么来自如此众多而不相容的方向。如果我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是四种不同思想学派的产物，在不同时刻在各种程度上形成不同的学派和学派组合，那么相互矛盾的批评意见就容易理解了。每当一个学派占了上风，其他三个学派就会心怀不满，相互竞争、相互矛盾的批评意见就会不绝于耳。不过，美国国内又会多一个不和谐的音符。由于美国外交政策通常是折中的产物，主导学派的纯粹主义者也不会感到满意。纯粹主义者经常是最积极、最雄辩的作家，由于某种原因，最终也经常忿忿不平。回首历史记录的时候，每种学派都会发现美国外交政策从来没有实现起初的梦想。除了这个永远不满和相互指控的大铁锅之外，还有来自美国内外大陆现实主义者的批评，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家之筏披波斩浪、平稳前行的时候，周围充满了怒号、诅咒和即将翻船的警告。

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非常复杂。在任何特定时刻，它更像是一个宽泛联盟的产物，而非单一看法的结果。美国外交政策至少像瞎子摸象一样难于测量：牙齿锋利无比，尾巴活泼好动，耳朵不断拍动，鼻子能拣钱包，双脚心不在焉地踏着较小的生物，呼吸中散发出花生的味道，这家伙身体笨重，难以行动，但如果面临危险，动作就会迅速而粗暴，有时也会受到长着胡子、叼着雪茄、操着西班牙口音的老鼠的惊吓。但是，与大象一样，美国外交政策一般也会心想事成，要什么有什么。

成功可能不是因为这些不同的特点和品质，而是它们之外的东西。美国外交政策不断地在四种方法之间变换，各自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短期灵活性与长期延续性使美国获益匪浅。如果这四个学派起源于美国的不同利益（地区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或社会利益），并为不同的利益说话，它们之间政治影响竞争所带来的环境会使国家利益得不到充分界定和表达。不同学派在外交政策讨论中实力的增减一般会反映出每种学派所代言的特殊利益重要性的增减。

基于这一观点，随着时间的推进，四种学派对影响的竞争会比一个人的智慧（不管多么伟大）能创造出更好的外交政策，就像市场力量的运作一般会产生比单一计划（不管多么聪明）更优越的结果。美国政治社会的代表性本质特点意味着特定学派与其在国家中的分量至少会有一个大致的对等性，而其余的事情则由无形的手来摆弄。

历史学家也许会得出结论，认为这个四学派方法会得到历史记录的支持，当然也许不会。政治学家也许会发现它符合国内或国际政治中的思想一致的理论，当然也许不会。但是不管它有什么缺点，这种美国外交政策途径至少可以解释为什么像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共和国，外交政策过程如此反复无常、随意散漫，历经许多代人的时间和众多不同的情况，依然能发现一种成功的外交政策，把一个国家不断推向比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更强的实力和更多的财富。相对上一个千年，未来的挑战可能更为危险和复杂，它也许可以帮助美国人建设性地思考这些问题。

我还没有摆脱忏悔的心态。我承认还有一点：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模式，不只是因为它看似解决美国外交政策何以成功等恼人问题的可行思想方法。我的神话背后有一个动机，而且像那些制造和发表善意孤立神话、冷战神话的人一样，我提出这个模式有一个政治目的。

重新找到当代美国外交政策与先人成就和传统的联系感不仅仅是在思想上管理好家务。将公众外交政策辩论与对国家利益长期特点的更大觉悟、看待和认识这些利益的方式结合起来，总体上会让美国公民的日子更好过、更轻松，那些在外交政策领域应召从事公务的美国公民也会好过些。

尤为重要的是把往日外交政策争论与开始时塑造国家生活的伟大原则结合起来。美国人民的传统主义、美国人崇敬开国先驱核心文件的方式以及这个国家的开国原则，是美国最为强大的力量。颇为奇怪的是，开国时的13个殖民地与现在帝国般的共和国相比，时代和情况的差别不断加大，这些传统的力量却不断增长。

尊重国家传统是美国最强大、最珍贵的国家特征之一。这基于两个不同的要素：一是在革命时代文明思想对美国人依然存在吸引力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对开国原则的敬仰，二是一种冷静的历史认识，承认在传统引导下，美利坚合众国比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相当规模的联合体享有幸福得多的政治和物质存在。

“所有经验都表明，”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写道，“尽管邪恶难以忍受，但人类还是倾向于忍受邪恶，而不是通过废除已经适应的形式而纠正自己。”杰斐逊不知道，但现代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两个多世纪以来，人民已经适应的政府形式和治理原则已经证明是幸运的源泉和安全方舟。人民热情地忠诚于这些原则和形式，他们愿为坚守这些原则和形式而作出任何牺牲。

美国关于建立何种秩序、如何建立和捍卫等问题的大型政治辩论将是复杂的，将会涵盖许多方面。成功政策所需的资源难免有时非常众多，在时至今日的美国历史中，鲜血、财富和牺牲舒适可能甚至更为可怕。

为了让美国外交政策获得最好的机会，缔造美国人（和世界多数国家公民）希望的自由、繁荣与和平的世界，美国公众舆论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辩论和决策框架。如果可能，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能够拥有国内政治结构享有的忠诚和深刻理解。

在美国政治的背景里，实现这一目标最可能的方式是培养了解情况的公众舆论，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大画卷，根据美国和英国经验的对比而开展辩论，从当前的外交政策追溯至建国之初指导国家的核心思想和方法。

与历史重建联系不会压制外交政策讨论和辩论，也不会视不同政策为对国家不忠诚。相反，公众对丰富多彩的治国和辩论传统的更深了解，会使美国外交政策重点和价值观的分歧合理化。如果美国历史终将可以明确无误地教给人们一条教训，那就是：广泛自由的辩论是确保美国人民的繁荣、命运、自由和安全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