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吵
开始这场争论时，美国精英们要面对心存疑虑的公众，尤其是有些杰克逊主义者。也许这些精英们不愿承认，其实他们如果想取得美国人民的信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汉密尔顿主义贸易政策就像是为了企业利润而压低美国人工资的阴谋。威尔逊主义对人道主义干预的支持就像是一条漫无尽头的道路，代价高昂、在道义上模糊不清，还有潜在的血腥危险。如同往常一样，站在干预前线的年轻人不会主要来自那些精英家庭，杰克逊主义者非常明白，威尔逊主义好战分子的子女一般会远离未来战争的屠宰场。杰斐逊主义者对美国武力以及使用武力非常谨慎，因此他们嘲讽杰克逊主义者的敏感为软弱和昏庸，而杰斐逊主义者对美国外交政策动机和伦理的批评，看起来几乎是反美的。
遗憾的是，发挥美国外交政策领导作用的律师、学者、决策者和商业领袖，面对这些问题却束手无策。虽然世纪之交对外交政策精英的没落，以及外交政策利益向新的非传统团体蔓延的谈论不绝于耳，但是事实上并无多大改变。其实，旧有的外交政策精英集团（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发展稳健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以及以前的一小批职业军人骨干）已经失去了影响力。但是这个精英集团的地位并未被大众取代，而是被各行各业一群有素养的中高级专业人士的新精英集团取代。新精英集团大约占全美人口的10%甚至15%，而不是占传统上参与外交政策人士的1%或2%，它在种族和地域上都比以前更多样化。犹太人、天主教徒在新精英集团中与白人新教徒平等竞争；来自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佛罗里达和佐治亚的消息与来自纽约、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的消息同样多。妇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表现的机会。而且新精英集团比旧精英集团更有渗透力——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和亚裔美国人都以令人欣喜的速度发展壮大。
但是，新精英集团的社会构成并不分散。也就是说，它仍是美国社会金字塔尖上的一小撮地位高高在上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毫无例外。问题在于，新精英集团尚不具备有生命力的领导阶层所具备的所有特点，尤其是代表和领导社会其他阶层的能力。
正是由于新精英集团队伍远远大于传统精英集团，其成员在不断增长，因而与非精英集团公民少有直接联系，也不了解他们的情况。美国郊区的经济分割意味着多数中上层阶级最终只能与同阶层的其他人共同生活、共同读书。
新精英集团成员越来越多地要把现在的位置归功于在学术界度过的日子——这是美国人躲避非精英集团的“避难所”。今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职员与50年前的前辈不同，新精英集团一般没在军队中服过役；没在学术机构的大墙外经历过重要的人生阶段；很少与中上层阶级经济和社会标准之下的2.5亿美国人有接触。
美国生活中日益拉大的社会鸿沟，部分原因是由于诸如双工资家庭的增加等广泛的社会变革，部分原因是国家经济变化的结果。因为同一教育水平的人们在婚姻上希望门当户对，因为收入差别与教育水平有很大关系，所以大批职业妇女的出现会加大职业和非职业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差别。随着收入差异的日益拉大，美国现在有一个庞大的人群——我把它称为“超级中产阶级”，他们的家庭收入超过了10万美元。许多家庭的收入是1998年平均家庭收入38885美元的3倍、4倍或5倍。
相反，旧精英集团在某些方面却比许多新精英集团成员与普通美国人的接触要多。由于旧精英集团人数极少，其成员尤其是那些来自外交政策领导阶层的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脱离社会。另外，旧精英集团领导成员非常强调自己的儿子要与“真实的人”在一起过“真实的生活”。早年奋发图强的典范泰迪·罗斯福曾经在蒙大拿与牛仔共同生活和劳动。格罗顿学校的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将富兰克林·罗斯福、迪安·艾奇逊、约瑟夫·艾尔索普、麦克乔治·邦迪培养成了国家领袖人物，而皮博迪本人早年是亚利桑那汤姆斯通的一名传教士。有些书，如吉卜林的《勇敢的船长》（Captains Courageous）教导了几代享有权势的年轻人，认为他们如果不离开中上层阶级的佑护就不会成熟起来。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夏天，卡尔文·柯立芝总统让儿子小卡尔文到康涅狄格谷的烟草田中劳动。与他一同干活的农民发现了他的身份后，惊讶地说：“要是我爸爸是总统，我才不会在烟草田里干活呢！”
“如果你爸爸是我爸爸，你会干的。”总统的儿子说。今天新精英集团的孩子们娇生惯养，他们可不会说出这种话。
现在，有影响的美国人的子女更愿意在暑假到有名的媒体公司实习，而不是干体力活，或者甚至去端盘子。
没有必要把过去时代的特权或特权阶级的高雅行为视为传奇（例如艾奇逊，由于他平易近人的作风，没有人提及他的特权）。另外，与工人阶级一同参加体力劳动的旧传统，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以及1940～1973年的兵役征召（除1947～1948年间的几个月外），使得前几代外交政策精英比新精英继承者们更能敏感地体会美国平民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问题日益严重；每一代新精英集团都离美国人民越来越远。不仅老一代人经历了兵役和战争洗礼，而且1945年后美国的巨大社会变迁将数百万蓝领家庭送进了中产阶级。今天的教授和专业人士通常是第二代超级中产阶级，而战后的知识分子往往有很深的蓝领根源。
也许在今天，美国最稀罕的事是找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并且他把在平凡的工作中赢得普通美国人的尊重，视为一个人形成坚强个性和创造有意义的事业所必备的品德基础。不少美国年轻人到国外求学，就是想多了解不同于自己的其他人，但是却很少有人能摆脱特权的城堡，去了解自己的同胞。(https://www.daowen.com)
在美国仍能看到贫困现象——在经济上贫穷的次文化国家的志愿工作被视为独特或新潮，但是美国的教育体系或新精英集团的父母并不认为让孩子与普通中下层美国人同等生活和劳动，是一流教育中重要而必要的一部分。所以不难想像，当新精英集团开始考虑国家利益时，他们很难理解非精英公民的思想、价值观和他们在乎什么，如果他们要把自己的主张传达给普通公民，甚至还会更加困难。
除了这个问题外，美国学术界还有一个严重缺陷：几乎完全忽视了说服他人的艺术。聪明的美国青少年没有受过多少讲话训练，更没训练过如何书面说服那些没有特权的普通同胞们。今天在美国，上的学校“越好”，上学的时间越长，口头或书面说服广大同胞的能力和欲望就越小，这是一个普遍事实。
这对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是一种奇怪的教育模式，它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新精英集团，不管是杰斐逊主义者、威尔逊主义者，还是汉密尔顿主义者，他们几乎都会本能而且必然地一概制定出与普通公民的根本利益和需要不能直接挂钩的外交政策理念。更为糟糕的是，那些本来就口齿笨拙的议员，这时候更无法阐述、维护那些也许本来就不合理的想法。
这样做绝不会成功运作一个大国的国内外政策。除非解决这些问题，否则美国迟早会自食被管理者逐渐而且理由充分地抛弃管理者的苦果。
但是在美国的政治中，还应该一再强调真正的领导作用。在外交政策及其背后的普遍共识的形成上，安德鲁·杰克逊的任期可以最好地说明领导作用的重要性。杰克逊是个学识渊博、深谋远虑的人，他还经受了杰克逊主义美国社会中所有的文化考验。他是两次对英战争中的英雄，印第安战争的胜利者，因对西班牙的软弱和佛罗里达的暴政而采取的务实方法备受赞誉，因此受到了普通美国民众的极度信任。他具有民众认可的品质，不必屈尊去做个职业政治家，他长期为大众服务的看得见的工作，显示了他对国家的奉献。
但是杰克逊绝没有被通俗文化的视角所限制，而这种通俗文化正来自他的出身背景，也是他的政治力量赖以存在的基础。在大学教育还未普及时，他就捷足先登，后来成了一位成功富有的种植园主。他博览群书，就连丹尼尔·韦伯斯特夫人这样对他有敌意的人都惊讶于他那无可挑剔的仪态。
在任期间，他的外交政策深受好评。他的政策时而灵活，时而坚定。因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的非法活动，法国要给美国人赔款，在这件事的争论中，他曾经暗示动用武力，但最终通过让步，取得了圆满的结果。因为国家支持他，他警告的危险才可信因而有警示作用；因为国家信任他，他才能成功地作出让步。在与英国的对抗中，他就断言寡不敌众；在独立战争中，他曾经作为一名年轻的囚犯被英国骑兵刺伤，然后在新奥尔良击败了英国人，所以他对英国可以说毫不手软。他因此得到了自由，而且在美国历任总统中非同寻常地将外交政策制定在自己的优势之上，而不必考虑其后果如何。
之所以有这种自由，是因为他赢得了杰克逊主义美国的信任，而这种自由对许多美国总统来说是一项重要财富。假如林肯还在世，他的个人威望也许能让美国更顺利地度过内战后的重建时期，也许甚至会带来更理想的自由度。两个罗斯福再加上艾森豪威尔，是能够驾驭公众信任以实施有效外交政策的三位总统。在杰克逊主义美国，正是由于尼克松的反共背景，他才得以开放对中国的大门；里根有杰克逊主义背景，才得以在冷战时期提出其他美国总统未能提出的大规模裁军。
不具备这种个人威望和尊严的总统则面对重重困难。他们的选择面通常非常狭窄，正是因为他们得不到公众的信任。如果让里根来归还巴拿马运河，可能比吉米·卡特来得更轻松。休伯特·汉弗莱副总统可能就无法通过谈判实现对中国的开放。来自卡车司机家庭的子女可能比来自生活奢侈的有圣奥尔本背景的议员子女，能更容易地推销贸易协议；能直接而有效说服美国人民的人，无论其背景如何，都会赢得广泛的公众支持，以采取艰难但是必需的国内外政策措施。
如果领导层不断培养出的政治家，无法有效维护杰克逊主义美国的尊严，那么这个国家实施有效外交政策的能力将会受到严重阻碍。同时，那些严谨的美国政策学者以及那些志在领导国家的人面临的任务，是在历久不衰的美国政治家传统中找到有效方法，与美国人民的愿望和价值取向取得共鸣，赢得他们坚定不移的支持——进而使制定的政策能让人民在将来某一天为维护它而付出有意义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