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的变化
不管大陆现实主义观点令人多不满意，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可能会自然而然地依靠它来分析美国外交政策。但是我们依然处于深深的困惑之中：为什么如此多的美国公民、政治家和学者觉得自己的传统那么乏善可陈呢？美国外交政策过程的许多严厉批评者是美国公民，有些人还在美国政府中身居高位。美国人好像都患上了健忘症，使得许多美国外交政策领袖对美国外交政策传统没有任何了解或兴趣，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最近、最伟大的英语全球霸权国家的官僚机构和大学中，大陆现实主义观点如何和为什么赢得了主导地位呢？
人们禁不住要说，美国决策者漠视美国历史教训是因为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历史思维的人，而且可能会同意亨利·福特的断言：“历史几乎等于废话。”然而，尽管许多美国人漠视历史，但在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中，与多数欧洲人相比，他们几乎都是极端重视传统的。欧洲政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与美国人对宪法的钟爱相提并论。法国人尊敬和崇拜大革命领袖，但比不上美国人崇拜开国先驱。许多美国人，也许是多数美国人，视《独立宣言》、《宪法》和《权利法案》为神圣经典：揭示了永恒法则，并将永远正确。《宪法》广泛并适当地被人视为政治智慧的精华，是对当代行为规范依然有效的指南。《权利法案》和《独立宣言》是号召美国人实现崇高理想的各项原则的永恒词句，备受景仰。
美国人深刻而卓越的传统主义也扩展到了其他领域。美国的法院仍然遵循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和约翰·凯的判例，美国的军事学术界依然尊重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英雄的勇气，教授他们的战术。
只有外交官和外交政策思想家在历史中无法找到灵感。每代人之间，甚至每10年，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都会发生显著变化，这很自然地掩盖了其中外交传统的延续性，使每一代人都觉得是在初次面对历史考验。正是因为美国如此迅速地从弱小联邦上升为世界帝国，美国人才容易低估祖父母，甚至父母的经验和想法，这是可以理解的。1895年的一代人迫使英国承认了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他们很难赞同1860年那一代人的做法，后者在恐惧中瑟瑟发抖，生怕英国干预美国内战。同样，1860年的一代人也很难想像1825年时的世界局势，美国当时只是全球政策体系中一个几乎微不足道的部分。
也许如此，但这种观点证明了太多东西，它让我们回到了福特时期。如果18世纪的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可以传授给当代外交官，那么华盛顿、谢尔曼和李的战役可以教给今天的将军一些什么呢？18世纪的（在如此不同的世界里为如此不同的人而形成的）政治体制为什么今天依然能够指引美国呢？涉及人行桥的司法判例和有关（现已灭绝的）国家银行[1]分支机构的规章制度与当代律师有什么关系呢？它们涉及的都是利益攸关的财产之争，当马歇尔考虑有关马里兰长凳的法律理论时，这些财产甚至根本不存在。
而且，在记忆犹新的时候，美国人对传统外交政策的态度与对国家生活中源远流长的因素的态度非常相似。20世纪30年代，门罗主义不是一件历史古董，而是现存有效的指导原则，政治家们经常用它来诠释自己的政策，就像里根或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可能会提及“慕尼黑的教训”，以捍卫自己的某项海外立场一样。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依然被学生们传诵，依然在庆祝仪式上朗读。华盛顿有关“混乱联盟”的警告和对美国外交原则的阐述和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表达出来的感情一样备受尊敬。人们坚定而广泛地认为，汉密尔顿的美国制度（实行产业保护，保护“朝阳产业”和美国人工资）道破了政治经济学的天机。
其实，从冷战期间一直到现在，美国外交决策者和舆论领袖的态度大部分是围绕着反对对历史传统不加批判地崇拜而形成的。这些老的历史传统非常强大，它们对美国公众想像力的抑制是20世纪40年代负责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代人所面临的惟一最大障碍。门罗主义反对美国卷入欧洲事务，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反对加入任何类型的伙伴关系，是反对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形成冷战安全体系的潜在源泉。当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还是一个相对弱小的参与方时，形成于重商主义伦敦的汉密尔顿保护主义理论不管有多么适用，对于需要取代英国，成为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核心的一代人来说，都是一个无力的向导。
遗憾的是，当时的公众想像沉迷于把复杂传统简单化，这在思想上相当解放，但毫无帮助。这种简单化把公众舆论长期推崇的外交政策思想与美国人因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感到失望而滋生的想法结合起来。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美国生活在一个历史神话的魔力之下，我们称之为“善意孤立”的神话。它其实是一个极其反历史的神话，前提是智慧的开国先驱已经为美国外交政策一劳永逸地确定了前进道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对华盛顿《告别演说》的“自由式”理解都会被用来反对美国在任何条件下与外国结盟。同样，门罗主义也被解读为像治国第一原则一样不容违反，美国禁止任何外国插手西半球的事务，同时自己也不染指东半球的事务。
这个神话把自己描述成美国人世世代代永远不变的信条。它是与《权利法案》具有同等地位的外交政策：一种先人流传下来的正确信仰。恪守它，美国就会繁荣昌盛；违背它，并转而崇拜错误的偶像，美国就会遭受苦难。伍德罗·威尔逊违背了乔治·华盛顿和詹姆斯·门罗从西奈山[2]上带来的神圣法则，带领全国加入欧洲战争。结果，美国为英国等血迹斑斑、背信弃义的帝国打了一场昂贵和残酷的战争，而它们残酷无耻的精英们却非常乐于利用美国“同盟”的天真幼稚。
像所有强大神话一样，善意孤立的神话蕴含着真理内核；像所有神话一样，它也蕴含着其他东西。作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反应，主要是对西方列强战后行为的失望，这种对盟国的批评也不无价值。例如，英国长期以来就是财政管制的倡导者，是一个拒绝偿付债务的敌人——这个国家的债务持有者是两代美国农场主，由于令人痛苦、不受欢迎的银根紧缩政策，在内战当中欠美国的债务可以用黄金来尽量偿还——找到了维持大规模海军、骚扰甘地的自由运动、轰炸伊拉克库尔德叛军的资源，但在向美国纳税人偿还战争债务时，却又摆出一副穷兮兮的样子。1919年之后，人们日益强烈地认识到，西方盟国与纽约银行家沆瀣一气，把数十亿美元贷给敌对方，对他们来说，盟国的战败就意味着毁灭。正是这种看法阻止了美国卷入两伙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野蛮冲突。
这些看法虽然不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整而客观的描述，但从表面上看也并非完全不合理，并获得了战后美国的广泛认可。美国人怀念一种从未存在的过去，急于忘却欧洲毒蝎在瓶中恶斗的沉闷景象，于是接纳了善意孤立神话。20世纪30年代，阴云再次笼罩世界上空，罗斯福政府踌躇满志，想把全国带入再一次全球冲突，于是打破这个神话成为迫切的重要任务。同样，对那些推动美国参与冷战的人来说，善意孤立神话也是他们敦促这个国家所采取政策的最大障碍。
这一神话的反驳者必须艰难而违心地说明自己的理由。在20世纪充满危险的世界秩序中，孤立，无论是否善意，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哈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呼吁恢复“正常状态”，从而激发起这种怀旧情绪，并且，许多美国人认为战后复苏正是他们流血牺牲、浴血奋战而追求的目标。战时宣传更加强化了这一期望。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曾是战争的原因，但现在这些邪恶的意识形态已被粉碎。重获自由的世界人民——勇敢的苏联人、迅速发展的中国人、决断的英国人和长期受苦受难的法国人，现在已处于可控状态，许多美国人期望，美国干预的必要性将会减弱。
20世纪40年代，说服全国人民情况并非如此，成为美国政府的可悲责任。完成这一任务的时间不多。1947年冬天，美国又开始面对现代欧洲历史上最危险的局面之一。欧洲经济非但没有从战争劫难中恢复过来，而且整个大陆好像正在陷入更加深不见底的萧条。“欧洲正在逐步恶化……”经济事务部副部长威尔·克雷顿于当年5月写道，“城市中数百万人正被慢慢地饿死……如果没有美国更为迅速而大量的援助，经济、社会和政治崩溃将遍布整个欧洲。”
意大利和法国组织有序的共产党好像正以脆弱的民主力量为代价而风头正劲。同时，英国长期低迷的经济和社会实力已经开始崩溃，美国将必须面对一个没有强大同盟的战后世界。杜鲁门总统在民意调查中的表现已经非常糟糕，自己又面临着吃力的大选。1946年国会选举中，两院中曾经坚不可摧的民主党多数地位遭到了令人瞠目的瓦解。
这就是50多年前发动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大辩论时所面临的无望局面。毫无偏见地说，美国外交政策部门的反应是创造所谓的冷战神话。历史学家迈克尔·卡门在其著作《记忆的神秘和弦》（Mystic Chords of Memory）中提醒人们，神话在本质上并不坏，甚至是必需的。它们是历史传统和公认看法的浓缩，形成了一个对辩论有用的简单记录。民主社会依靠神话，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方便的历史工具，将极其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政治问题压缩和简化成普通人可以理解和使用的观点和形象，民主辩论就根本不会存在。(https://www.daowen.com)
像多数神话一样，冷战神话也是事实、诠释和想像的混合体。它旨在满足某个特定时刻的国家需求。它意味着不再尊重旧日神话和拼凑神话的人，暗示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旧日神话可能已经失去效力。
从根本上讲，有关美国的冷战神话源于一种绝望。传统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容非常明显，即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而冷战时代要求执行干涉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两者具有天壤之别，因此，如果试图寻找新旧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那么努力绝不会白费。
政治辩论正酣的时候，人们无暇也无心细致梳理过去几代人的美国外交政策本质。声称门罗主义和英美特殊关系使美国巧妙而成功地参与了全球力量均势纯属无稽之谈。不管对华盛顿告别演说的历史环境以及其中蕴涵的微妙（且依然有用）思想理解和认识有多么深刻，也无法取代人们对演说本身的广泛图腾崇拜。这已经太晚了。太多的政治演讲，太多的历史书籍，都致力于传播早已僵化的善意孤立神话。一帮外交政策知识分子，包括沃尔特·李普曼，试图重新解释这个已被广泛接受的想法。李普曼写道，门罗主义不是孤立主义：它是美国和英国为维持力量均势而达成的默契。但是，决策者和政治家们不可能跳入这些危险的旋涡。“没有什么口头协议。”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炉边会谈时说。他同时还宣称美国将成为“民主的武器库”。
像罗斯福一样，冷战斗士们本能且也许正确地感到，他们最好还是强调新旧美国政策之间的不连续性。当罗斯福和冷战斗士们努力抵制善意孤立神话的影响时，他们最后还是举起双手认输了。旧日神话太强大，它可以被埋葬，但不可能被修改。于是他们只好说孤立是当时的正确外交政策，但是那种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是的，冷战斗士们说，19世纪的美国外交史是一段空白。从1823年发布门罗主义到麦金莱发动的对西班牙战争，除了西部扩张之外，美国基本上没有外交政策。美国传统上的孤立是美国力量弱小、英国海军的实力和存在以及19世纪科技不发达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段时间内，美国人民对外交事务知之甚少，也不关心外交事务。美国人与世界其他地方长期隔绝，对世界运作的方式产生了奇怪和不现实的想法。但是现在世界发生了变化，老思想不再管用了。
冷战斗士们说，美国就像从规矩严格的修道院里出来的女孩一样。一旦踏入这个世界，以往的经验就失效了，无法应付新的环境和形势。用基辛格的话说，美国人民“生来就相信和平是国家之间的常态，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没有什么区别，美国与影响世界其他地方的动乱天然绝缘”。
“修道院”学派还说，正是因为缺乏历史经验，美国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纳了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目标，而且也是由于这种缺乏经验，美国才在批判《凡尔赛和约》之后躲进了孤立主义的庇护之中。美国以前从未有过外交政策，面对20世纪的世界，美国毫无准备。
在冷战斗士们不断宣称的“复杂”世界中，农业时代的真理只好被抛弃。世界已经变小，美国的实力不断增长。美国不能再凭借浩瀚的海洋，远离外来的冲突，心平气和地坐视下去了。当美国本身遭到实际攻击的时候，再想赢得战争就已经太晚了。因此，有必要不顾华盛顿总统的明确警告，在和平时代建立和维持联盟。
美国也不能安安稳稳地沉湎于道德错觉之中。在躁动的现实世界中，修道院中年轻修女的圣洁之梦必须抛弃。如果美国想要煎蛋饼，就必须打破鸡蛋。按照冷战神话，由于美国非常独特，既善良又纯洁，所以这一教训来之不易。美国人民的天真和正派不断地反抗，要求采取基辛格及其同事推荐的可恶却必需的非道德权力政治措施。
实际上，在美国需要留下一笔遗产方面，初期的冷战斗士最后还是提出了当时的外交政策问题。这笔遗产曾经非常有用，让人喜爱，但现在已经不合时宜，成了累赘。“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圣徒保罗对哥林多人说。“既成了人，”他继续说道，“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冷战斗士们敦促美国同胞也这样做。
这很有效。早期的冷战斗士埋葬了善意孤立神话，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把这个神话保存起来，放在了新美国时代神话的下面。简单地说，他们的观点是令人尊敬的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我们许多人在中学、大学时代就模糊地记得这些。它代表了一种非常熟悉的梦想，许多人认为这理所当然。这是当代媒体上人们所看到、读到的权威意见的知识背景。这是多数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想法的基础。不幸的是，对于这个国家在未来必须作出的选择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薄弱的基础。
像许多历史神话一样，冷战神话是有益与有害观点的混合体。其中许多是清醒的分析，对今天美国外交政策的任何合理手段依然至关重要。1945年之后，美国显然的确需要在国际政治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历史上，美国一直是英国世界体系中的免费受益者。从1945年开始，它必须独自享用这些特权，承担起全球霸权成本。美国外交政策传统中的许多空洞概念必须抛弃或修改。永久中立不再是一种选择。当敌国已经动摇了欧洲均势的时候，再谋划国家安全就为时太晚了。在后英国时代的贸易政策方面，要想获得市场准入，美国就必须将自己的市场向其他国家的商品开放。
在这些以及其他许多点上，冷战神话是全国讨论和国家政策的有益基础。但是，像任何历史神话一样，它的效用是有限度的。现在，冷战结束之后，冷战神话已经成为对美国未来外交政策展开理性讨论的实际障碍。美国需要与被冷战斗士们束之高阁的国家外交政策传统重新连接起来。
冷战神话在某种层次上是一种历史歪曲。美国在冷战之前不是一个隐士王国。也不像冷战神话暗示的那样，并不是日本裕仁天皇通过轰炸珍珠港而“打开了”极不情愿的美国，而是米勒德·菲尔莫尔[3]总统派马修·佩里司令不远万里于1852年3月打开了日本。他，及其身边的政治群体，有充分的理由让这位善于忍耐的司令开始这段疲劳而危险的航程。可以看到，18、19世纪的美国政治家已经积累了卓越的记录，外交政策政治学已经与美国历史上的政党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而且，美国与英国一起采纳了与众不同的世界政治途径，所产生的效果一直优于旧大陆的权力政治。
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政治家奠定了战后世界的基础，构筑了新的神话，没有人比他们这一代人更了解这些情况。那一代领导人沉湎于美国外交政策传统和英美现实主义传统。大多数人曾经在年轻时候就读过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4]少将有关海权的著作。西奥多·罗斯福的全球政治学震惊了他们，使其堂侄富兰克林终生都想模仿和超越他的成就。英国历史的应用知识是当时自由式教育的主要科目，任何在40年代位居政府或商界高级职位的人都对大英帝国及其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拥有广泛的第一手经验。罗斯福和艾奇逊（更不用说艾森豪威尔、约翰·弗斯特·杜勒斯和乔治·C·马歇尔了）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世界里，英国既是他们的对手，也是他们惟一的同盟。但是时间如此短暂，要求非常急迫。早期的冷战斗士们运用一切条件竭尽所能，成功获得了强大公众支持长达40年，为美国最终赢得冷战胜利打下了基础。
然而同时，他们成功地将美国治国传统放入历史垃圾堆，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尤其是关上了美国的过去之门，却打开了又一套历史传统和战略思维之门：大陆现实主义的思想、价值观和无意识假设。自相矛盾的是，甚至在美国开始击败最新、最危险的大陆现实主义帝国的时候，在西欧和日本看到由于采用传统美国外交政策而运气好转时，苏联、德国威廉王朝和奥地利梅特涅的外交政策思想还是会主导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