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关系
虽然汉密尔顿主义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思考起源于英国的外交政策传统，但是美国和英国的处境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英国本身。没有哪个国家像英国那样主导过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关注，既不如历史上对英国的关切那样强烈，也不如对英国那样明确。
英国是美国人的祖先无法逃避的客观存在。在世界遥远角落的美国商人和传教士有时与英国同行竞争，有时与英国同行合作。英国金融主导着美国商业，其触角甚至伸向了偏远的农业和采矿区。从发明电报到研制出收音机，英国控制着世界通信系统。几十年间，它的工业技术无与伦比，无人能敌。它的强大舰队是惟一能够攻击美国本土的外国军队。英国在19世纪的情况就好像美国在20世纪的情况一样，而美国在19世纪的情况就像今天巴西的情况。在革命之后的150年里，一个经济强大、有敌对可能的超级大国（有时给美国提供友好支持，有时又阴谋破坏美国的独立和繁荣）的存在是美国外交政策必须面对的一个巨大事实，就好像它的消失也是美国今天必须面对的一个巨大事实一样。
自从联邦党时期，英国就已经占据了汉密尔顿主义思想的特殊和核心位置。从《巴黎条约》（确立了美国的独立地位）到科索沃战争，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每一次危机中，汉密尔顿主义者都把英国看做美国政策取得成功的关键，他们竭尽全力（早期的时候几乎得不到固执而近视的英国外交的合作）维护两个英语大国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一政策不只是情绪化的英国崇拜的产物。在权力政治方面，美国和英国的特殊关系超越了他们的共同语言、传统和民主价值观。如果不列颠群岛的居民讲日语，在一位绝对君主的指挥下信仰波斯教，汉密尔顿主义者可能依旧与英国建立亲密关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共同传统对这两个国家无足轻重。19世纪的美国商人和20世纪的英国商人因与世界霸权国家使用同样的语言和法律制度而获益巨大。
这在部分上是一个贸易问题。作为美国商品的市场和工业品的来源，英国对这个年轻共和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790年，英国吸收了美国出口总额的35%，100年后，这个比例增加到了52.2%。直到1946年，英国一直是美国出口商品的最大买家，之后被加拿大超过。（如果英国没有分裂，它今天将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无人能比。除了加拿大和英国的贸易流量，还得加上海湾国家、尼日利亚、中国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贸易流量。英国还是美国重要的石油来源，将远远超过墨西哥的贸易伙伴地位和日本的资本来源地位。）
除此之外，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关系在19世纪渐趋紧密。作为原材料和食品的来源国，作为爱尔兰移民的安全阀，作为对外投资的出口，美国对英国越来越重要。
英国投资在美国越来越重要，在英国造就了一批强大的亲美派，在美国也造就了一批强大的亲英派，反过来促进了良好关系的延续以及经济合作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因此，18世纪末，英国银行家中极具影响的巴林家族的两名成员与费城著名的宾厄姆家庭结为连理。巴林银行成为美国政府最为重要的外资银行，为“路易斯安那购地[5]”安排了金融交易，并继续在1812年战争期间在英国处理美国银行事务。巴林银行在美国大量投资，购买了缅因州的大面积土地。1840年，第一任阿希伯顿勋爵，即亚历山大·巴林，与丹尼尔·韦伯斯特一起拟订出了缅因州与新布伦兹维克划界的妥协方案。
在1837年危机中，美国有9个州拒绝偿还债务，又是巴林银行帮助这帮肇事者恢复了正常的偿还过程，让紧张兮兮的英国投资者相信美国市场还是稳妥的投资场所。
美国最重要的银行是摩根银行。它是一个完全跨大西洋的机构，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其主要办事处都在伦敦。在将证券投入伦敦市场之前，摩根银行详细审查美国借贷者的信贷价值。为了贷方的利益，摩根的伙伴被安排为客户公司的董事，对美国公司的金融行为进行严格而保守的监督。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摩根银行充当着美国事实上的中央银行。它在1893年黄金危机时拯救了美元，并在1907年恐慌之后阻止了大规模的金融崩溃。1913年，它的位置被联邦储备银行取代。直到尼克松政府时期，后者继承了摩根银行的传统，与英格兰银行进行了紧密合作。(https://www.daowen.com)
在整个美国历史中，这些关系对汉密尔顿主义的国内和对外政策都很重要，但是双边金融和贸易不是汉密尔顿主义对英美关系思考中的仅有因素。从防御的角度看，从1783年到一战，英国拥有对美国开战的实力。但是，如果英国海军支持美国，欧洲国家的舰队不可能穿越大西洋，造成严重的破坏。在这段时间里，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意味着其他欧洲国家不可能给美国本土制造麻烦。同时，加拿大成了英国在北美行为的人质。如果英国利用海上优势威胁美国海岸，到19世纪中叶的时候，美国已经拥有了从陆路攻克加拿大的资源。结果形成了两个英语国家之间明显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平衡，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一情况更是如此。
英美联系也从两国在欧洲的共同利益中汲取了力量。英国和美国对欧洲的均势都极感兴趣。只要欧洲国家相互对立，就没有哪个欧洲超级大国能与英国在海上争锋，就不会出现针对美国的新威胁。这当然是门罗主义的基础，也是促使美国与英国站在一起，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原因。
这一特殊关系意味着美国能够在19世纪拥有极其简单和廉价的国防政策。在那些年份中，对汉密尔顿主义者来说，美国的安全政策是小事一桩，布赖斯勋爵也能理解这一点：保持强大，确保英国尊重美国的权利，否则就远离欧洲政治。
只要英国强大，美国就可以以低成本贯彻这一政策。除了西部边疆的需要，美国只需要一支海军力量。在19世纪多数时间内，甚至这一点也大多被忽视了，好在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一体制在内战之前对美国最为有效。那时，只有英国和俄国是超越欧洲范围的重要大国。美国对荷兰和葡萄牙在非洲和亚洲的帝国既不关心也不感兴趣，德国没有殖民地，法国只对地中海地区感兴趣。
19世纪末，外部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汉密尔顿主义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首先是法国，接着是德国建立了全球帝国的基础。法国非常希望南方邦联取得成功，于是利用内战重新扶植欧洲王子登上美国皇位的古老阴谋，把不幸的哈布斯堡王朝大公马克西米利安派往了墨西哥城。这一冒险以灾难结束，但是法国士兵和水手挺进了亚洲和南太平洋。更不祥的是，德国在非洲和中国确立了影响。据说，美国吞并菲律宾的一个动机就是阻止德国皇帝占领这个群岛。在美国人看来，更为糟糕的是德国移民和德国贸易开始使德国成为英国在拉美南锥体国家的对手。蝎子们爬出了瓶子，英国好像再也遏制不住它们了。
随着19世纪拉上了帷幕，汉密尔顿主义者开始非常担心起国际关系来。两种可怕的前景困扰着军事决策人员，赋予政论家更多弹药，掀起了扩大武装力量的运动。一方面，德国可能会成功推翻欧洲的均势，在陆地和海洋上都变得强大无比，使美国不得不与其展开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德国已经表明有海上野心。它想成为世界强国，而不是欧洲强国。一个在欧洲得意洋洋的德国将成为令人生畏的扩张主义者。
然而，还有一个更为令人可怕的可能性。随着相对力量的下降，英国不得不寻求新的外交政策，很可能破坏其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一战之前，英国正在努力建立英日海上联盟。美国担心英国和日本会同意共同瓜分中国，而美国会无力阻止它们。从长期来看，这将造成一个噩梦，一个强大的日本会向菲律宾、夏威夷和西海岸发动进攻。对美国来说，当时最糟糕的可能性就是英国与德国在欧洲结盟，在亚洲与日本结盟。这个“三人帮”可能会共同任意瓜分世界。在伍德罗·威尔逊在华盛顿的挚友和亲信爱德华·M·豪斯上校的畅销小说《菲利浦·德鲁：行政官》（Philip Dru：Administrator）里，这一噩梦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