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杰克逊主义学派之评估

杰克逊主义在美国历史上的影响曾经非常巨大，而且仍将如此。没有杰克逊主义者的支持，美国就不可能发动一场大型国际战争。一旦开火，除非按照杰克逊主义的条件，否则政治家们不可能妥善地结束战争。在其他几个学派的成员以及许多其他国际观察家看来，当杰克逊主义情绪赞成一种行动方案时，美国在追求自身利益方面就会走得太远、太快、过于单边。当杰克逊主义情绪持强烈反对意见时，美国就会显得行动过于迟缓，甚至无动于衷。对国内外观察家来说，要预测美国的政策走向，重要的是了解杰克逊主义信仰和价值观的结构。

如果说杰克逊主义外交手法充满争议，那肯定是一种轻描淡写。这种手法当然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给美国决策者造成了诸多令人头疼的事情。但有人认为美国沉湎于粗鲁的牛仔外交，是美国外交政策一个严重而真实的缺点。杰克逊主义外交手法在形成这种观点方面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然而，尽管毫无疑问有许多局限和缺点，杰克逊主义政策和政治是美国力量中不可缺少的成分。虽然威尔逊主义者、杰斐逊主义者以及结构更为微妙的汉密尔顿主义者不愿承认，但美国的每个学派都需要杰克逊主义者。如果美国人民表现出二战中法国的战斗素质，那么汉密尔顿主义者、杰斐逊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都无力塑造战后国际秩序。

而且，按照民间文化的说法，杰克逊主义美国实际上开放且自由。国内外的非杰克逊主义者喜欢讥笑令人深感遗憾的杰克逊主义种族主义记录，认为其致力于许多人看来非正统、偏执的基督教信仰。杰克逊主义美国当然没有站在为少数民族权利而斗争的前列，也不一定是寻找前卫艺术风格或对上帝之死进行哲学反思的地方。但是，民间文化的变化是以10年或几代人，而不是按照竞选周期来度量的。按照这种计时方式，杰克逊主义美国变化非常迅速。50年间，军事机构从严格种族隔离变成了对种族主义大加鞭挞。在民间生活中，认为肤色不是加入杰克逊主义群体障碍的想法迅速取代了以前的想法。就像那些祖父们在天主教会前焚烧过十字架的南方人，现在在各种社会、文化甚至宗教生活中与天主教徒们和睦相处一样，许多种族障碍也正在稳步消除。

杰克逊主义美国对美国所谓的“软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不仅仅是杰斐逊主义者对自由和平等的承诺，不仅仅是威尔逊主义者仁慈、反殖民主义和支持民主的记录，也不仅仅是吸引他人来到美国、带来商业成功的汉密尔顿主义政策。超越这些的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适于平民百姓居住，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表达文化、经济和精神取向。美国的消费风格，以及使中产阶级富裕、有房住和有车开的联邦政策，吸引了许多国外人士的羡慕。大众文化，以及人类历史上普通人首次有钱、有时间来支持一种大众文化，资源远比贵族和精英的高尚文化丰富，这正是数亿外国人最爱美国的地方。这种文化的传播使数千万外国人感觉自己与美国有不解之缘，甚至是美国的一部分。杰克逊主义美国的文化、社会和宗教活力和非正统（不排除对职业摔跤等消遣形式的钟爱）是这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外交政策资产之一。

还值得指出的是，媒体中广泛传播的美国暴力倾向以及美国军队、情报力量和特工的能力也提高了国际上对美国优势的尊重，使他们不敢以身试之。

如果不提及杰克逊主义学派不断给美国决策者造成的两个严重问题，这种基本正面的评估是不完整的。两个问题都源于将杰克逊主义世界观与其他学派区别开来的巨大意识形态和文化分歧。

第一个问题是汉密尔顿主义与威尔逊主义诺言与杰克逊主义实践之间的隔阂。具有世界眼光、致力于建立秩序的学派认为，美国的力量是一种可用来追求深远目标的资源。他们希望许下的承诺、他们希望建立的机制，以及他们希望提倡的社会经济政策都得不到杰克逊主义者的支持。在一些情况下，他们甚至遭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这经常使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陷入尴尬境地。往最好里说，他们是想让心怀不悦、不太情愿的国会通过条约、法律和拨款。往最坏里说，他们发现自己在没有杰克逊主义者支持的情况下陷入了军事对抗。他们希望采取的军事活动经常是多边的，包括有限战争或维和部队。这些在军队内部以及整个美国都经常不受欢迎。徘徊于承诺与不受欢迎之间，美国决策者犹豫不决，左右摇摆，一般不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结构性问题，并被美国政府国会的权力分立结构而激化，因为意志坚定的反对派有许多机会阻止通过自己所不同意的事项。

第二个问题起源相同，结构却不同。杰克逊主义不善于关注某个具体的外交政策问题，更不善于作出努力追求一项既定政策的长期承诺。一旦立下承诺，杰克逊主义情绪更难以发生变化。当变化是涉及杰克逊主义文化中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倾向时，情况尤其如此。例如，由鹰派立场转向鸽派立场，要比由鸽派转向鹰派更为困难。最艰难的任务，是为了维护那些更为“复杂的”方法，去支持过于简单的答案。如果杰克逊主义者被拖入越南战争或海湾战争，那么不取得全胜战局，很难让他们罢手。一旦将中国或越南视为敌国，就很难恢复与它们的正常关系，更不必说提供外交援助了。

这些问题造成了美国外交政策中许多不断出现的体制冲突和僵局，且难以完全解决。它们反映了美国社会面貌和利益的深刻差异，美国的机构有义务评判这些争议，强制实现妥协，而不是消除这些分歧。

其他三个学派的决策者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经常激化这个基本问题，即杰克逊主义美国与其他学派代表之间的文化、政治和阶级差距。用杰克逊主义辞令掩盖汉密尔顿主义或威尔逊主义政策，或者曲解、隐藏不受欢迎的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有一定作用，但最终会导致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崩溃，窒息了对任何可疑政策的抵制。1988年总统竞选中，误入歧途的政治顾问们说服显然不像军人的马萨诸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戴上头盔，站在坦克里，拍摄了一部电视商业广告片。他们只是表明了他们与杰克逊主义美国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