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蛇与鸽子：汉密尔顿主义路线
“要像毒蛇一样机敏，像鸽子一样善良，”耶稣对门徒们说。如同《圣经》中的大量箴言一样，听起来非常合理，做起来却极其困难。在圣弗朗西斯的眼里，马基雅弗利是一位不速之客。
在外交政策中，这项指令的含义比较明确：政治家应当以狡猾毒蛇的复杂实用主义追求自己的目标，但其目的应当与鸽子的传奇特点一样仁慈而和平。
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毒蛇和鸽子总体上好像交织在了一起。把政治家分成现实主义毒蛇和理想主义鸽子的倾向经常不能抓住优秀政治家身上两种品质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现实主义的内在本质。许多人看到了汉密尔顿主义治国传统具有商业倾向，没有对人性弱点的错误认识，愿意考虑国际关系中均势和使用武力等导致道德痛苦的想法，于是把汉密尔顿主义传统与毒蛇的现实无情哲学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威尔逊主义则公开宣称相信人类本性，对人权投入巨大的热情，在自由思想和反战情绪引导下，不懈追求民族国家世界的梦想，于是有人把威尔逊的事业与鸽子图案等同起来。
实际上，两种学派都没有那么简单。在汉密尔顿的条纹衣服下面，跳动着一颗浪漫梦想家的心，但是，威尔逊主义的崇高理想可以掩盖对国家、种族和派别利益的冷静或小气算计。对纯朴的人来说，这两种美国外交政策流派都难以读懂，外国观察家永远分不清楚，两者的观点和看法都不符合黎塞留和梅特涅时期欧洲政治的传统关注和观点。
在这两种学派中，汉密尔顿主义可能更具欺骗性。如果与亨利·卡伯特·洛奇勋爵、老乔治·布什等汉密尔顿主义思想家在一起，思想松懈的欧洲外交官还可能认为他们在与属于同一思想阵营的人打交道：汉密尔顿主义者用大陆现实主义的语言讲话。“国家利益”和“均势”等词语经常挂在嘴边儿。他们要么来自美国的上层阶级，要么为美国的上层阶级工作，他们大声讲话，酷似欧洲社会的上层阶级。与欧洲同行一样，他们读过相同的书籍，在学校里学习过相同的课程，听过相同的戏剧，在许多问题上持相同的观点。
自从共和国建立之初，汉密尔顿主义者就本能地感觉到美国制定外交政策所依赖的思想过程与各国运用的程序基本相同：它会考虑自己的利益，评估自己的长处和弱点，在资源范围内制定捍卫这些利益的政策。这一类似的思想过程引导，或者误导许多观察家将汉密尔顿主义外交政策传统与大陆现实主义混淆起来。实际上，与威尔逊主义思潮一样，传统的汉密尔顿主义外交政策思想与欧洲主流思想截然不同。
这并不是因为汉密尔顿主义怀有与大陆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不同的人性观。当涉及到人性弱点的时候，汉密尔顿主义思想非常坚定。与18世纪的许多政治改革派不同，美国的开国先驱们深信人类喜欢争吵，贪婪成性。赞美诗作者告诉我们，人心是恶中之恶。他们没有期望美国政治过程成为冷静哲学家之间的文明辩论，更不期望慷慨和公平竞争精神会引导外国的政策班子。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一样，汉密尔顿主义者指望着利益成为行为的向导。
然而，当汉密尔顿主义者考虑美国的外交政策利益时，他们就会拿出一张与多数欧洲首脑不同的利益清单。欧洲国家被充满嫉妒、力量强大的对手包围，它们的关系在战争与停战之间不断转换。欧洲国家被迫首先从军事方面考虑自己的利益。
另一方面，英国与美国的处境最为相似，是处于欧洲相对孤立的角落里的岛国。可以看到，英国在大陆上只有一件值得害怕的事情：一个大国逐渐控制其他国家，然后利用欧洲的综合经济力量，建造一支能够侵略英国的海军和一套能够毁灭英国的经济制度。
结果，英国拟订出了与其大陆邻国观点不同的战略学说。通过专心建设天下无敌的海军，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英国的安全将得到捍卫，而英国的繁荣则可以通过建立全球贸易体系而得到促进。贸易所创造的金融资源使英国能够收买暂时的大陆盟国，保持军队，尤其是海军的力量优势。
英国是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但也是惟一拥有有利地缘政治位置的国家，其外交官和商人试图将这种地缘优势发挥到极致。英国与大陆国家也有所不同。到18世纪，英国皇室及其贵族统治与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相当不同。威廉三世、玛丽二世、安妮女王和突然出现的汉诺威王朝都是通过议会命令而登上王位的，缺乏哈布斯堡或波旁王朝的尊严和所谓神圣权力。玫瑰战争和内战将多数英国旧贵族斩尽杀绝，新的贵族集团首先是一个商业阶级，不是军事派别，新的财源不断出现，从而将自己与以前的血统联系起来。与欧洲许多其他国家不同，英国政府与英国社会的联系更为密切和广泛。起源于亨利八世复杂恋爱倾向的英国圣公会教堂是一个务实而灵活的机构，可与欧洲大陆的新教和天主教教堂相提并论。甚至它自己的主教们在学说上也不太统一，只是都认为所有优秀的英国人都应皈依英国国教。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英国缺乏高于公民社会、用神圣权力推行统治的政府。
从社会和外交政策利益角度来看，美国也许可以被称为“英国中的英国”。与大陆邻国不同，英国是一个由实用主义统治的松散社会，而美国则在这一逻辑上又前进了几步。英国的君主制与议会共同体面存在，而美国将成为共和国。英国有软弱的国家教会，而美国则实行了政教分离。英国是一个受海峡保护的贸易岛国，而美国则是受大西洋保护的大陆贸易国家。(https://www.daowen.com)
在汉密尔顿主义者制定出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想法时，他们发现自己（在许多情况下自然而不可避免地）把英国当做榜样。但他们超越了这个榜样。美国比英国距欧洲更远，不直接面对心存嫉妒的敌对国家。它的领土更为辽阔，人口最终将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且它不会面对实力同样强大的邻国。长期来看，美国将几乎与俄罗斯一样巨大和强大。美国距离最近的大国有4000多公里，而不是40公里，因而比英国更不受大陆国家的威胁。
与大陆政策相比，英国的政策重商，而不尚武，而美国则可以更加注重商业。其实，贸易的重要性决定着汉密尔顿主义者如何给美国安全利益下定义。如果美国孤立于欧洲军队之外，它也可能会孤立于欧洲贸易之外。美国的最大弱点是其越过大西洋通向欧洲的海上通道。与世界各地开展贸易显然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在国家独立之后的头150年里，最让美国外交政策知识分子担心的不是丧失领土，而是贸易中断。
一种基本商业性的外交政策改变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本质。安全政策在历史上一直像一场零和游戏。如果奥地利相对法国更加安全，那么法国相对奥地利就不太安全了。这个可怕的规律偶尔也会有令人高兴的例外，但是一般来说，军事竞争政策难免会把国家引向冲突。它们的利益不可能得到同等程度的实现，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会使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感到不悦，因而一直在谋求出现变化。
军事对抗的零和游戏在欧洲权力政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游戏参与者的合作前景也不乐观。今天的暂时盟友将成为明天的致命敌人。
商业关系的运作方式则有所不同。在商业交易中，买方和卖方都感到满意是可能的。而且，经济繁荣不是零和游戏。如果奥地利变得更加富裕，它就可以从法国购买更多商品，这将使法国更加富裕。人类生产率的提高对所有各方都有利。另一方面，战争会伤害两国的经济利益，贸易被迫中断，资源被从生产目的转向军事用途，两国的税收也会增加。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是导致国际战争的首要原因，但汉密尔顿主义者不同，他们认为商业可能成为和平的理由。扩大贸易和用商业双赢策略取代战争零和游戏，将成为汉密尔顿主义者在20世纪的重要目标。基于国际法实现双赢的世界秩序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想法，并且汉密尔顿主义者对未来人类状态充满希望，这听起来酷似威尔逊主义者。但是从一开始起，汉密尔顿主义世界观的开放特征就意味着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美国响应的是不同于主导欧洲的历史逻辑。
美国政治家担心公开宣称使用武力所带来的政治后果，但汉密尔顿主义者不同，对战争工具（首先是海军，也欢迎建立职业常备军）更为热情。不过，与欧洲普遍不同，美国传统外交政策赋予军事问题的作用要小得多。如果美欧关系首先是商业关系，那么（即使持最阴暗的人类自私的看法）美欧关系注定不可能与欧洲国家之间关系一样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只要欧洲大陆不染指西半球事务，美国就有望建立起让双方满意、结果呈开放性的关系。
大陆外交的悲观心理及其政策的必然军事化，部分起源于大陆国家的军国主义偏见，部分也强化了这一偏见。美国政府和外交机关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可以看到，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遭到了精英外交部门的反对。汉密尔顿主义原则上不如此反对，但在商业性共和国之中，国家和外交部门的本质和目的与实行军事君主制的国家不太一样。因此，欧洲国家深受一种思潮的影响和渗透，这种思潮不仅是精英优越论和贵族统治理论，也是坦率和自豪的军事思潮。19世纪欧洲的王子、总理、部长和大使们经常从战争贵族的位置上被贬下来，更别提将军和官员了。直到18世纪，欧洲君主在战场上率兵打仗的情况也不鲜见。1743年，英国的乔治二世在格丁根战役中亲自出马对抗法国。普鲁士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军队的需要推动着国家的演变。它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与现代欧洲初期的大陆大国一样，国家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军队的历史，国家较少参与民间活动，比现在参与军事事务的比例更大。虽然英国完全致力于军事力量的培养和投放，但在大国当中，英国的军国主义倾向最弱，而且汉密尔顿主义者没有谴责英国和大陆国家的人性观和国家竞争观，再一次对所需做的事情得出了非常不同的实际结论。
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美国需要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但国家本身应该是平民性的。与外国同行相比，美国外交官一般花费更多时间处理贸易问题，而用较少时间处理军事问题或其他国家事务。总体而言，汉密尔顿主义认为这是一件幸事。
汉密尔顿主义认为地理位置为美国带来了辉煌命运，这是使汉密尔顿主义外交比欧洲更显乐观的又一个因素。在美国历史的多数时间里，地理条件和人口数字联合起来显示，在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将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强大，在国际社会中更受尊重。在独立之后数十年风雨飘摇的黑暗日子里，以及内战的水深火热中，按照汉密尔顿主义传统工作的美国外交官能够心存慰藉地认为困难只是暂时的，如果美国能够挺过去，它注定会繁荣昌盛。除了俄罗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高枕无忧之外，其他欧洲国家的外交官都心中无数，经常面临对其大国地位乃至独立的永久威胁。对美国来说，对独立和统一的担心断断续续，只在巨大危机中才会浮现。
结果，美国的外交手法尽管起源和运行于欧洲外交的传统框架内，但显得防御性较小，更为乐观。它开始于相同的前提，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汉密尔顿主义者没有必要认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必须要么征服别人、要么被别人征服，相反，他们能够而且确实认为在不忽视军队作用的同时，美国能够在与外国打交道时达成互利的建设性妥协。尽管从正式意义上有点“现实主义”味道，但在实际层次上，汉密尔顿主义外交政策是大国外交世界中的巨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