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现实主义和冷战
20世纪下半叶，欧洲战略思想之风吹到了美国，而冷战世界对其尤其适合。冷战期间，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在许多方面酷似俾斯麦和梅特涅面临的世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竞争很容易被人解释为旧日欧洲主导权之争的再现。是的，这种竞争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而不仅仅是在欧洲政治这个局部范围之内，但是，时间和距离都已经缩短。从许多方面来讲，美国和苏联又回到了欧洲政治中瓶中之蝎的斗争。
此外，尽管美苏竞争的经济方面是基本方面，且具有最终决定意义，却在很长时间内不在人们的视野之内。其实，随着西欧和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实现经济复苏（这一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40年代外交政策中提出的世界经济秩序倡议），苏联对西方的威胁急剧下降。
在苏联实力日益削弱之际，经济再次明显推动了国际政治的发展。日益增多的经济缺陷，包括其与西方技术进步对抗的能力，削弱了其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与美国军事对峙的成本使其日益力不从心，从而最终导致了苏联的崩溃。
这些决定性经济发展只是在冷战的开始与结束阶段才引起决策者的充分注意。在40年对抗的中间阶段，注意力大都放在了对抗的军事和政治方面，而且对这些问题来说，大陆现实主义好像提供了充足的知识和政治框架。
同时，与美苏对抗不相关的其他因素使精英和民众都看不到传统美国政策的经济背景，使大陆现实主义在美国显得更为合理。这一过程开始于20世纪初，美国的国际地位从债务国向债权国的转变，在1914年至大萧条期间，英国主导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崩溃推动了这一过程，并于二战之后达到高潮。
18世纪末直到整个19世纪，美国的债务国、资本进口国的地位是其存在方式最大的决定性特征之一。几乎每一个美国企业和家庭都非常清楚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和对它的依赖，对英国和外部世界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依赖和憎恨的效果，以及由此导致的多重不便。
所有这一切都在20世纪发生了改变。一战期间，英国对美国负债累累，结果成为仅比美国以前稍为乐观的债务国。到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英国实际上已经欠美国40亿美元的官方战争债务。
这些欠款使美国人大为不悦，但是，20世纪金融财富变化更为深刻的后果是美国人心理和政治的改变。外国投资者不再被视为塑造美国经济的无法解释的强大力量，他们不能再不顾对普通美国农场主、工人和小企业主造成的后果而为所欲为了。联邦储备体系已经掌管了美国的利率，英国对此无能为力。
华尔街对1914和1939年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反应截然不同，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现出美国金融市场已经日益脱离欧洲的影响了。1914年7月31日，随着敌对状态的开始，华尔街停止了交易，直到8个月之后才得以恢复。25年之后，当欧洲人再次大开杀戒的时候，战争爆发和法国沦陷都没有使纽约股市停盘一秒钟。冷战期间，美国金融市场甚至更加独立于欧洲的形势发展。
大萧条和二战进一步破坏了已经遭受严重创伤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结构，所以在冷战初期的数年内，美国与世界其他部分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下降到了最低点。
自从美国面对经济生活的普遍特征（为了吸引外国债权人，将利率提高，从而导致深刻而具破坏性的衰退）以来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虽然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爆发期间相比，美国人已经变得更加注意国际经济对自身繁荣的影响，但是，带着祖先非常熟悉的无助和依赖感，美国人依然不去跟踪外国市场的新闻。只有欧佩克通过油价波动破坏美国经济的能力今天还能使人们模糊地意识到外国人曾经对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产生过势不可挡、令人沮丧、随心所欲的影响。
金融独立改变了美国人思考外交政策的方式。20世纪，随着经济政策辩论的外部因素作用越来越小，广大公众对以前美国依赖国际市场条件的认识也越来越少。随着这种认识消失殆尽，外交政策开始与现在的国内重要政治辩论，可能也与过去的政治辩论割裂开了。受过教育的人还记得布赖恩反对酷刑的“黄金十字架”演说，但忘记了这个问题与英国实力、美国对英政策之间的联系。
二战之后，与外国债权人一样，外来竞争大都消失了。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环顾世界各地，美国没有重大的经济竞争者，更不用说真正的对手了。德国和日本成了废墟，英国一度强大的帝国消失了，而且与以往其他大国对峙不同，苏联从未形成国际商业和金融挑战。直到20世纪70年代，当德国特别是日本的技术威胁挑战美国在关键产业上的领先地位时，美国公司已经比所有对手管理水平更高，资本更加充裕，设备更加先进。许多规模和技术大体相当的经济体在全球市场竞争的旧经济秩序好像已经永远消失了。
在所有这些力量共同作用下，许多美国人看待外交政策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变化。许多美国人没有国际经济相互依赖的体验，于是开始认为国际经济政策不是、不应该是，也从来不是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换言之，就经济问题在国际事务中的相对次要性而言，他们与大陆现实主义的看法相同。
一旦美国人民忘记了国际经济力量曾经一度驱动着国内政治，埋葬在冷战神话中的善意孤立神话看起来非常合情合理。一旦经济问题被剔除出美国外交政策历史，外交政策就从19世纪美国政治的主要考虑下降为一时的偏好。仅根据政治和军事问题的重要性来判断，如果没有偏见的话，整个19世纪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参与，就像冷战神话所宣称的那样，只不过是短暂和少量的。
冷战时代中安全威胁的直接性和可怕性也强化了“善意孤立的美国已经在危险世界中成熟了”的看法。若隐若现的苏联威胁依然隐藏在红军对纳粹德国取得决定性军事胜利的尊严中，又得到了日益增长的核能力的支持，而且中国也怨声不断。这些都是针对美国人的新威胁，这是领导世界秩序之战的体验，并非为英国的残余影响而战。在英国统治之下世界和平相对良好的气候里，美国是许多大国中的一个，但现在，国际政治处于深刻的危机时刻，在史无前例的热核战争阴影之下，美国已经占据全球霸权的位置。詹姆斯·布坎南和格罗弗·克利夫兰从未面对过这样的局面。
其他因素也促进了冷战期间大陆现实主义在美国的兴起。从大萧条到二战和冷战，联邦政府逐渐变得更大、更强、更保密。在不断壮大的政府中，实力从国会流向了众所周知的总统方面。在世界上曾经最为开放的都市中，忠诚调查和数据保密的文化日益浓厚，而且美国总统出行时曾经不讲排场，但现在没有一大批保镖的护卫就不出门儿，其场面甚至让恺撒也自愧不如。换言之，美国政府越来越像欧洲大陆的旧日帝国。而且，至少就权力集中在行政部门而言，多数外交政策专业人士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根据开国先驱们的设计，在外交政策方面，国会在理论上是一个具有同等权力的政府部门，但现在却被新型外交官们视为碍手碍脚的好事之人。冷战斗士们认为，坚持孤立政策、顽固不化的先人显然没有制定出一套适合大国的宪法。
冷战年代里，随着大陆现实主义观念日益稳定下来，开国先驱们的国内立法也逐渐显得过时了。在众多声称国际形势非常严峻、传统的美国公民自由观念已经过时的合唱中，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是惟一最为极端的声音。
部分因为参议员麦卡锡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作出了如此粗暴的过度反应，嘲弄反共狂成为美国知识分子竞相追逐的游戏，引发了许多振奋人心的反思。许多人要么以个人和职业为代价拒绝“指名道姓”，要么采取合作态度，参加国会和各州的各种调查。
社会和文化因素也把美国推向了大陆现实主义。长期引导国家外交政策的是古老的以英国为中心的WASP[5]机制，它在冷战年代失去了许多力量和影响，而取而代之的新机制既缺乏对英美传统的直觉把握，与塑造旧日精英的英国领导人也没有个人交往的历史。在二战后充满机会的环境里，随着世纪之交移民后裔在社会和职业阶梯上迅速爬升，其中有一些变化反映了美国人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平等主义。随着权力从一些华尔街公司转移出去，相互竞争的地区金融和公司权力中心在二战后数十年内重现生机，这些变化也反映了美国金融和公司领袖结构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许多人获得高等教育机会，造就了一批新的学术和外交政策专业人才。他们的个人背景与英国没有多少关系，他们的大学教育越来越不遵循英国自由教育思想。(https://www.daowen.com)
冷战年代也是英国加速衰落的年代。太阳尚未在大英帝国落下的时候，其政策和历史赢得了充满羡慕的美国人的关注和尊敬。随着美国新一代人的成长，对伟大英国的回忆渐渐模糊，冷战中邋遢、迟钝和衰退的英国则很少获得人们的注意，美国人再也不会想起英国外交政策是一种灵感源泉了。
英国的太阳落下了，但苏联之星升起了。斯大林的外交术曾经是大陆犬儒主义和骗术的模式，他对罗马教皇的蔑视和漠视——“哦唷！教皇！他有几个师呀？”可以成为对大陆现实主义战略思维的简要总结。根据大陆主义观点，斯大林式国家——保密、集权、能够为实现国际野心而指挥和集中社会所有资源，不对任何公众舆论负责，是在欧洲瓶壁上扒寻的装备最令人羡慕的的蝎子之一。由于必须出面反对，美国外交官和决策者对苏维埃国家大国政治能力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深刻。从正常地尊敬苏联实力到得出美国需要模仿苏联战略思维的结论只有一步之遥。随着冷战的延续，越来越多的美国决策者发现自己正在走出这一步。
美国外交政策从传统方式向大陆现实主义的转变是渐进且缓慢的。乔治·凯南、迪安·艾奇逊、沃尔特·李普曼和埃夫雷尔·哈里曼等人帮助确保了传统价值观和重点在整个60年代继续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过程。大陆现实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持续到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时期，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基辛格把美国外交政策坚实地建立在了大陆现实主义基础之上。
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代表着大陆现实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最高点。国际生活被视为远离道德的区域。一方面，只要有利于加强对抗苏联的全球格局，美国就会毫无例外地支持任何政权。当这一原则适用于智利的奥古斯特·皮诺切特等政权时，有些人对此大加鞭挞，但当这一原则导致了中国和罗马尼亚的开放的时候，他们又大加赞誉。然而，正如保守主义者当时指出的那样，尼克松和基辛格在美苏对抗中有时也具有一些道义色彩。美国和苏联就好像（东正教的）普鲁士与（新教的）奥地利一样的两个大国，能够搁置哲学分歧，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缓和。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从个人道德的角度看，历史记录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行为不是出于严肃的信念和对促进人类和平与幸福的真诚愿望。这个盲区存在于他们的世界观而不是个人人格之中。他们是保守派政治家，在危险而恶劣的世界里致力于捍卫国家的利益。
鉴于这种世界观，对这届政府来说，越南战争既不是一场道德圣战，也不是一场道德灾难。它是一个需要以实用方式解决的实际问题。如果突然撤军或者被视为“输掉了”战争，美国就会丧失尊严，同时，10年之后由谁来掌管越南没有多大关系。
对这届政府来说，经济问题几乎不存在。对以经济为中心的外交政策来说，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制度的缓慢瓦解本应被视为对美国利益和1969年反苏联盟健康的首要威胁，这种威胁远甚于胡志明在越南偏远丛林中造成的威胁。在20世纪40年代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是所有市场经济事实上的中央银行，美国能够有效控制所有盟国的货币政策，而且一般都是为了国内经济而为之，经常令伙伴国愤怒不已。如果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安德鲁·梅隆[6]和汉斯·摩根索等具有传统倾向的美国外交家制定政策，尼克松时代的外交政策要么会集中精力巩固布雷顿森林体系，要么会减轻其崩溃而导致的后果。美国曾经不断地对冷战主要盟国和贸易伙伴作出严肃的许诺，可以以35美元一盎司的固定价格用纸币兑换黄金，这种承诺本应重于对西贡的任何许诺。但对尼克松政府来说，这种看法过于牵强，不值得严肃考虑，更不能成为美国政策的基础。
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方法也是彻头彻尾的大陆现实主义风格。国会被尽可能地排除在外交政策之外，政府试图向负责拨款的议员隐瞒重要的军事和情报活动信息。在行政部门内部，权力集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正常官僚渠道和部门遭到了漠视。一小撮官员操纵着“真正的”美国外交政策。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概念需要一位引路大师的个人指导，即需要一位导演而不是一个摄影棚。
尼克松政府并非乏善可陈。打开与北京关系的局面改变了全球力量均势，使得美国在冷战之中获胜更为可能，同时又减少了与苏联直接对抗的几率。战略武器限制协议也为两个超级大国关系带来了令人欢迎的稳定性。但是，这届政府的大陆主义外交政策手法所导致的主要是一系列翻车事件。重越南轻布雷顿森林体系直接导致了冷战中两次代价昂贵的失败。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看来，美国不体面地结束了在越南的努力，是美国的极大耻辱。战争拖延导致的痛苦直到上世纪末才从美国政治中慢慢消失，给尼克松的继任者继续冷战的努力带来了最为严重的障碍。同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以及草率急躁、被动应付的处理方法，对美国经济以及美国与西欧和日本的关系造成了持久损害。在戴高乐失败的地方，尼克松和基辛格却“成功”了：在货币政策问题上，他们把欧洲团结起来对抗美国。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至今，欧洲人及时埋葬了所有分歧（不管有多么痛苦），共同赢得了更大的货币独立性。这一体系崩溃带来的混乱后果进一步蔓延开来。货币崩溃引发的通货膨胀风潮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油价冲击和经济滞胀，对私人投资者和全世界的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影响，破坏了政府形象，加剧了社会冲突，为8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等更多问题搭建了舞台。
尼克松年代既是冷战中美国财富的最低点，也是大陆现实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最高点。从那时起，我们看到了一对反常且最终互不相容的发展趋势。在政策层面上，美国外交政策迅速而稳步地背离了大陆现实主义，向美国和英国传统的重点和关切回归。然而，在理论层面上，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多数分析仍拘泥于冷战和大陆现实主义的概念和神话。
尼克松和福特时代之后，向美国传统外交政策重点的回归非常迅速。70年代全球体系模糊不清的状态，以及国内外交政策政治共识的崩溃，迫使卡特和里根处理紧迫而明显的重点问题。与吉米·卡特总统一起上台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和4年后与罗纳德·里根一起上台的保守派共和党人都毅然决然地远离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作派。
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灾难性的错误而终结，随后便是10年经济动荡和通货膨胀，决策者们必须努力修补尼克松无意中对西方经济秩序造成的破坏，只好重新回到经济桌旁。最后，国际经济的总体成功，尤其是美国经济的成功，比越南战争对亚洲共产主义造成的伤害破坏更大，并使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深信，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是其国家的惟一选择。
尽管卡特和里根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两人都认为强硬的人权政策是美国有效冷战战略的关键要素。在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中，许多专制的第三世界政权被推崇为重要盟国，而卡特则十分乐意撤回对这些国家的保护。里根起初有些不情愿，但后来信心和热情越来越高。皮诺切特在智利的血腥夺权是在尼克松政府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后来遭到了里根政府的孤立和制裁。在对安哥拉的古巴部队和苏联支持的游击队的失败战争中，尼克松政府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也被里根政府逐渐地孤立起来。被尼克松大肆吹捧的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活着的时候就看到了尊严的失落，里根政府于1986年支持克拉松·阿基诺发动“人民力量”革命。美国对人权的支持也在苏联帝国的衰落和崩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里奇·瓦文萨、安德烈·萨哈罗夫[7]和约翰·保罗二世与庇护七世一样都没有雄师百万，但事实证明他们却可以摧城拔寨。
随着冷战的结束，英美外交政策的传统主题重返核心舞台。苏联曾经带来压倒一切的威胁和挑战，苏联的消失使美国面临着大英帝国在19世纪面临的同样问题，二战后的美国政治家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为20世纪40年代的欧洲和日本复苏创造了条件。乔治·H·布什总统有关“世界新秩序”的呼吁以及比尔·克林顿总统有关扩展自由市场和自由政府的呼吁表明，经济秩序和人类自由等问题显然已经成为美国注意的中心。
但是如果说大陆现实主义实际上已经被一代美国决策者抛弃的话，它可能已经被知识界要么抵制、要么反驳。美国正遵循着传统外交政策模式前进，但仍处于冷战神话的魔力之下。所以，1945年之前的外交政策历史和传统没有什么价值。美国的管理办法极其不适应外交政策挑战。美国的民族本能是错误的。英美治国之道战胜了又一个大陆现实主义帝国，但美国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如何做的。
成功抛弃大陆现实主义并将美国外交政策置于传统英美思想基础之上的美国政治家是亨利·基辛格。作为国务卿，他也曾经将美国外交政策引向最严重的大陆主义。《赫尔辛基协定》（由基辛格本人谈判签署，但他认为当时的时机并非最好）的巨大成功鼓励他在制定政策时赋予人权问题更多的重要性。在最近（2001年）出版的著作《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中，基辛格将经济问题置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并试图从约翰·昆西·亚当斯等美国伟大领袖那里寻求灵感和思想。其实，像许多伟大战略思想家一样，基辛格自己也陷入了后文中将提到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杰斐逊学派。
基辛格的道路是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汲取的教训。美国人需要从思想上恢复务实外交（以及基辛格等几位政治家）已经重新发现的东西，需要认识到自己的外交政策传统和历史，学会扬长避短。
美国真正需要的是一个21世纪神话，将那些与之面临的新世界状况紧密相关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浓缩在一起。这一神话将帮助美国人与冷战之前的历史重新连接起来，发现和肯定美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中促成显著成功的许多品质，而且人们希望，这也能为有关美国未来10年中政策选择的公众辩论创造一个有益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