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逊主义的大战略
就像汉密尔顿主义者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如何确定和捍卫国家利益的基本思想一样，在整个美国历史中，威尔逊主义者也是根据一整套美国外交政策理念而工作的。而且尽管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概念包含许多现实主义者难以接受的东西，但威尔逊主义的核心战略思想既不像批评家经常指责的那样不切实际，也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自相矛盾。威尔逊的逻辑非常强大有力，处理国家安全的方法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威尔逊主义因素也为美国国力的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
威尔逊主义外交政策的第一项原则是：民主制度比君主制、专制政治能塑造更好、更可靠的伙伴。这一观点一点也不天真，它是建立在对政治动力的深刻理解之上的。鉴于以下几个理由，不具代表性的政府是不可靠的伙伴。先从皇室的反复无常说起。多数人认为，路易十五于1756年与腓特烈大帝开战是为了报仇雪耻，因为这位普鲁士君主不顾法国国王的颜面，多次对其进行侮辱（比如，弗雷德里克与其爱犬同床共枕，并称之为“蓬巴杜[7]”）。此外还有继承政治：在英国汉诺威王朝时期，威尔士亲王与国王政治龃龋不断。政策随着死亡或婚姻而变化的国家很难成为最可靠的朋友。腓特烈大帝的事业也颇具教育意义：俄国女皇伊利莎白被软弱的、亲普鲁士的继承人彼得取代，弗雷德里克的皇位则在大败之际保存了下来。这正是约瑟夫·格贝尔斯[8]听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之后马上想到的“勃兰登堡皇室奇迹”的原因，于是他非常激动地跑去告诉元首这一特大新闻。但是希特勒和格贝尔斯后来发现，民主政府不大像专制制度那样容易出现剧变。
这只是这一论点的表象。说不具代表性的政体不稳定，这不仅仅是因为其统治者可能飘忽不定。它们之所以不稳定，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公众舆论没有在政府中得到充分反映。政府可以采纳和执行不受社会支持的政策。这些政策会一直持续到政府陷入混乱，并被朝着另一个错误方向同样蹒跚前进的政权所取代。19世纪，欧洲的君主总是在皇位上摇摇欲坠。他们要么因革命而下台，要么被刺客暗杀。民主国家的政策不太可能偏离被广为接受的政治路线，民主政府下台的时候，也不大可能有矫枉过正的危险。威尔逊主义者认为，民主政策总是向中间路线和合理的利益概念靠拢。这使得它们更具可预测性，更能够实践许下的诺言。威尔逊主义者认为君主制、寡头政治和专制国家状似倒置的金字塔，而民主国家则像矗立在基座上的金字塔。前者更可能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迅猛前进。
民主尤其能够防范一种最危险的扭曲和恶政形式：军人精英主导国家。此类军人政权可能抛弃和平而且经常喜欢战争。战争能巩固军人权威，能确保军队对资源的控制。威尔逊主义者说，只有平民才会受益于和平，只有民主才能够确保数百万渴望和平的人控制数万名希望战争的人。一言以蔽之：暴君授权予将军，民主授权予母亲。
而且，长此以往，民主制度会在更大程度上越来越走向道德和政治一致。与由个人或小集团主导的社会相比，以民众为主导的社会之间更加相似。这种同质性在适当制度和国际社会规则方面带来更大程度的共识。民主国家比贵族或君主国家更有可能达成共识。
民主国家还非常可靠，因为它们一般都能繁荣昌盛。成功的资本主义取决于法治，而民主制度更容易形成公平有效的法律制度。同时，因为选民总要回报那些政策带来经济增长的政治家，惩罚那些为经济衰退负责的政治家，所以随着时间的推进，民主国家有可能朝着越来越有效的经济政策前进。
最后，随着民主制度更加稳定，更加成为秩序的一部分，这些优点还会与日俱增。威尔逊主义者视大西洋共同体在20世纪的演变为这些理论的证明，这也有一些道理。在成为民主国家之前，这些社会之间的战争是家常便饭。而现在，几乎不可想它们之间会发生战争，而且它们都变得非常富裕。
威尔逊主义者在全世界支持民主，结果，又是在传教士的影响之下，他们坚定地反对殖民主义。英国的统治显然不是民主的，其他殖民帝国那种不文明的统治甚至更让人不能忍受。在20世纪之初，威尔逊主义曾与帝国主义关系暧昧，但很快也加入了呼吁美国放弃殖民地的合唱之中。(https://www.daowen.com)
威尔逊主义信仰带来了另一项原则，即在国外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的道义责任，也是一种实际需要。这种信仰第一次出现于美国政治之中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后又多次再现于19世纪的大型欧洲革命运动之中。我们现在所谓的威尔逊主义观点呼吁对拉丁美洲、希腊、波兰、匈牙利和古巴的独立战争进行干预。1848～1849年间，海军曾远渡重洋，营救罗马共和国崩溃之后的共和国难民。威尔逊主义者支持美国干预夏威夷政治，因为这个王国正奄奄一息，但是直到1898年干预古巴，威尔逊主义者一直无力促使美国对外国发动武装干预。20世纪，随着美国实力的增长，威尔逊主义式干预的范围更加广泛，美国军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参与“民主”和“人道主义”干预行动。
威尔逊主义者日益坚决地传播民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二战后美国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政策的惊人成功。虽然这些国家过去都曾尝试过议会政体，但这些前轴心国家都不了解民主制度下的真正稳定。二战后的民主治理试验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些国家都饱受战争的蹂躏。起初的时候，没有几个日本政治家真心支持美国人的民主试验。在德国，多数历史学家将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归咎于苛刻的《凡尔赛和约》，而新型的民主制度其实是在比魏玛更为不利的情况下展现生机的。与1919年相比，德国在1945年丧失了大部分领土，其经济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整个社会秩序已被12年的纳粹统治蹂躏得扭曲变形。
然而在这三种情况下，民主政府都扎下了根，三个国家都成了冷战期间以及之后美国的可靠盟国。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例子。如果民主能在以前的纳粹德国扎根，那么它肯定可以四处盛行。
19世纪的传教运动是以更为持久的民主干预（包括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式）为特征的，这种行动在20世纪更有所增加和加速。像冷战中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以及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之类的组织都支持在海外传播民主观念、巩固民主政策的非暴力工作。就像当初的传教士一样，提倡民主的庞大非政府组织网络继续在世界各地寻求和接受美国的领事和外交支持。根据民主原则改造世界的工作仍在继续。
在促进民主之后，威尔逊主义战略思想的第二个目标便是防止战争。威尔逊主义者说，战争残酷无情，充满破坏性，而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更加无法忍受，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的灭绝。现代反战运动可以追溯至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当时福音派基督教团体召集了一系列和平大会，寻找铲除战争根源的方式和方法。随着通讯方式的改善，再加上武器的破坏力日益增大，普通民众离令人瞪目的现代战争恐怖景象越来越近。于是，反战运动获得了动力，很快向三个互补的方向发展。在三种不同的机制形式下，和平大会运动一直持续到今天。它不断召开国际积极分子集会，提出创建和平世界的主张，试图通过跨越国界的学生交流和机构联系，在众多国家建立积极分子和组织网络，致力于阻止战争。这一运动的第二个分支试图制定战争行为规范，限制武器的生产、销售和使用，以降低战争的恐怖程度。这一行动催生了国际红十字组织和《日内瓦公约》，以及诸如禁止地雷、防止征募16岁以下儿童入伍以及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当代条约等措施。现代和平运动的第三个分支试图寻找防止和替代战争的办法：国家之间相互争论而非大打出手的论坛、提供集体安全的国际组织。第三种方式的结果就是双边仲裁条约以及后来的国际联盟、世界法院和联合国的出现。
这些和平运动最初的领袖是欧洲人，但美国的威尔逊主义者很早就参与了进来，并经常成功地促使美国政府支持这些事业。内战女英雄克拉拉·巴顿领导了一场全美基层运动之后，切斯特·A·阿瑟总统于1881年把美国带入了红十字体系，并在他的支持下，国会通过了《日内瓦公约》。随着美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威尔逊主义者试图使美国越来越支持世界和平运动。只要可能，威尔逊主义者总是让美国在这一运动中率先垂范。当美国落在后面时，当美国未能签署地雷条约时，当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时，威尔逊主义者总是努力让美国遵守他们希望实现的真正的威尔逊主义国际秩序，并视之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