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主义的国家利益传统
汉密尔顿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所谓的美国现实主义（以与其黑暗的大陆主义姊妹区别开来）思想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显著不同的美国国家利益定义和确保这些利益的最佳战略。虽然学说主体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增长和发展，但汉密尔顿主义思想也显示出相当强的连续性。
最早、最重要、独立之前美国殖民者脑海中的利益可以被称为海上自由。从狭义上讲，这包括为了实现和平贸易，美国公民、商品和船只可以自由地旅行至世界任何地方。所有海域、大洋和海峡都不应该对美国船只封闭。必须压制海盗行为，在战时对待中立船只方面，外国必须遵守国际法。
即使最狭义的海上自由，依然是美国利益最可能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点。托马斯·杰斐逊绝对算不上汉密尔顿主义者，他是美国历史上最爱好和平的总统之一。他派出远征军攻打抢夺美国船只的北非海盗。为了保卫这一自由，美国与英国和法国在海上不宣而战，当然还有欧洲拿破仑战争期间的1812年战争，双方都想限制中立国家与敌国的贸易。
南北战争期间，捍卫美国商业的兴趣甚至变得更加强烈。“我没有必要提醒阁下这是战争。”南北战争期间，当一系列南方邦联船只准备离开英国港口攻击联邦海运的时候，林肯的驻英国使节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对英国首相帕默斯顿说。内战巅峰时期，胜利仍遥遥无期，北方坚信海上利益非常重要，足以迫使其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20世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经久不衰，甚至有所扩大。一战中，航运问题促使美国与英国争吵不休，最终参与了对德战争。二战中，当日本攻击珍珠港时，美国已经与德国在北大西洋地区不宣而战。1975年，越南战争综合征影响正烈的时候，柬埔寨劫持了一艘美国船只。干扰航运促使杰拉德·R·福特总统发动了营救行动。两伊战争期间，里根总统派遣美国舰队赴波斯湾，保护中立国的航运业务，并在利比亚试图禁止美国船只穿越国际水域“死亡线”的时候，向其发出了战争威胁。毫无疑问，未来的总统将用同样强硬的措施应对类似挑战。
21世纪，空中自由成为这一价值观的补充。美国带头打击劫机和其他威胁空中合法商业航行的行为。与多数其他国家相比，地理位置使美国更加依赖货物和人员安全而迅速的洲际运输，而且按照汉密尔顿主义风格，美国认为干扰自由通行权是对其重要利益的直接威胁，美国保留以最严厉外交措施作出反应的权力，包括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其他原则从未在美国外交史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侵犯海上和空中自由航行权仍然是外国与美国开战的最快捷方式。尽管美国欢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合作努力控制对海上和空中自由通行的干扰，但实际上，在必要的时候，它时刻准备着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而采取单边行动。
汉密尔顿主义认为，海上自由与第二大国家利益紧密相关。船只和货物享有国际水域通行权是不够的，美国的货船在目的地港口也必须拥有与其他国家货船一样的权利和特权。对美国货物开放门户与对美国船只开放水域一样重要。
从独立战争起，美国外交一直关心市场开放。殖民地时期派出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派往路易十六王室的使团。英国军队占领着美国城市，英国舰队控制着海岸，但是这个新国家所签署的第一个条约不只是与军事联盟有关。它还是一个贸易条约：法国和美国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美国货物被允许进入法国市场，障碍将尽可能地减少。
对美国货物开放门户的要求也使美国与欧洲国家产生了冲突，后者努力维持其在殖民地帝国内的专有贸易特权。在美国历史的多数时间里，欧洲国家控制着两个半球的庞大殖民帝国。帝国经常（虽然不是一直）寻求在殖民地享有特别贸易权，同时限制甚至禁止外国人在殖民地开展贸易或投资。在英国将此制度强加给13个殖民地时，美国殖民地居民就已经憎恨不已了。他们也憎恨独立战争之后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限制美国船只与其海外殖民地进行贸易的权利。
美国外交政策的永恒主题在21世纪依然能够感觉到。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与欧盟之间的“香蕉战”困扰着跨大西洋关系，表明了美国对欧盟歧视措施的坚决反对。欧盟偏袒加勒比地区前欧洲殖民地（以及控制当地出口贸易的欧洲公司）的出口，歧视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等国家种植和美国公司分销的“美元香蕉”。
试图打开殖民帝国的大门是独立初期几十年中美国政策的主要目标，而且这一努力的成功对美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美国外交官不能包揽所有功劳。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在新世界的崩溃、法国在西半球放弃的帝国野心、自由贸易原则在英国政治中的胜利都意味着19世纪上半叶是美国快速进入世界市场的一段时间。
鉴于这些成功，门户开放逐渐弱化，不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要素，直到19世纪末，欧洲国家又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和经济优势。美国对瓜分非洲不太担心，但欧洲在太平洋沿岸扩大影响却带来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美国不能接受瓜分中国。美国一直反对欧洲阴谋把中国分割成势力范围，谋求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基地，确保欧洲国家（无论是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永远不能向一个对本国未来至关重要的国家（汉密尔顿主义者坚信这一点）扩展殖民制度。(https://www.daowen.com)
这一政策不能与杰斐逊主义者原则性的反帝国主义混淆起来。在夏威夷、巴拿马运河、菲律宾等例子中，如果认为国家利益需要的话，汉密尔顿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完全能够像任何欧洲国家一样表现出帝国威风。但是他们不想毫无必要地摆出帝国架子。与许多欧洲人不同，他们不想将国旗插遍任何可能的地方。“同样，我也想吞并（多米尼加共和国），”泰迪·罗斯福说，“就像贪婪的大蟒蛇也想一口吃掉误入歧途的豪猪一样。”
当帝国主义狂热处于顶点，世界被日益瓜分成相互争斗的帝国，贸易门户开放思想显得过于理想化的时候，汉密尔顿主义者想确保美国得到合理的份额。汉密尔顿主义者的脑子里一时充满了吞并从加拿大、下加利福尼亚[1]到非洲未被占领领土的阴谋，但这一热潮很快就过去了。在美国的大部分历史中，主导汉密尔顿主义的基本观点是：除了48个相互接壤的州、中太平洋和北太平洋之外，美国没有任何领土野心，但是它非常希望拥有与全世界的开放商业关系。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希望世界其他地方也享受与美国的开放商业关系。向美国商品开放外国市场显然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对汉密尔顿主义制造商和银行家来说，允许外国商品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就不太清楚了。这当然不符合东北部各州的地方利益，也不符合汉密尔顿主义制造商的阶级利益。美国汉密尔顿主义势力的顶点从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一直持续到大萧条暴发。从林肯于1860年获得提名到胡佛于1932年被击败，一共举行了17次总统选举，共和党人赢得了13次选举。这也是美国关税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的时期。
在那段时间里，多数英国政治家认为，即使其他国家不响应，自由贸易也会使英国受益。英国愿意允许美国商品自由地进入英国市场，但不一定允许美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免费搭车。当英国对美国的《霍利-斯慕特关税法案》作出反应，也对美国商品提高关税时，这场游戏也就结束了。
当互惠原则被人完全理解之后，汉密尔顿主义的重点就从保护主义逐渐转向了自由贸易。二战之后，汉密尔顿主义思想的转变更为彻底，最终变成了旧日英国的观点，即即使其他国家不以开放市场作为回报，自由贸易也会使美国经济受益。虽然几个世纪以来，汉密尔顿主义贸易政策改变了方法，但其核心思想（通过适当的贸易体制实现国家繁荣是联邦政府的责任）从未改变过。汉密尔顿主义者从来不把关税当做岁入税，不按照政府的财政需要而提高或降低关税。对汉密尔顿主义者来说，关税和贸易政策一直是一项用来左右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手段。
在汉密尔顿主义国家利益观中，另外一个起着零星但有时非常重要作用的兴趣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变体。在现代历史的不同时期，只有少数国家拥有战略必需品。今天是石油，昨天是橡胶。此外，稀有材料是军事制造业的必需品。从19世纪开始，美国执行外交政策时的一个着眼点就是需要维持这些材料的供应。任何垄断一些重要材料和试图运用这种垄断对抗美国的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会很快成为反制对象。石油和能源政策在制定今日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中的重要作用表明，这些政策考虑仍然重要。
海上自由导致向商品开放门户，反过来又满足了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同样重要的另一项美国利益：资金在世界主要贸易国之间自由流动。除非美元、英镑和法郎能够以可以预测的方式相互自由兑换，并且除非贸易者和投资者能够在国家之间自由移动资金，否则贸易的优势将会丧失殆尽。
这对美国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影响非常巨大，无法估量。维持世界资金市场一体化意味着接受对国内政策的重要限制。例如，如果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交易的有益媒介，政府就必须采纳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国不能过度借贷，也不能超量印制货币而使货币贬值。这些考虑不仅需要政府接受财政限制，也要求建立中央银行等机构，充当公民与非公民之间争议的诚实仲裁人。必须有一个权威机构，确保货币价值稳定，保证国际资本交易的流动性。涉及到履行商业合同时，法院必须平等对待公民和非公民。
自18世纪（《邦联条例》）以来，这些考虑都是汉密尔顿主义思想的核心。美国需要维持健康的公共财务，是汉密尔顿及其同仁支持建立宪法和强大政府的原因之一。有关国债和建立美国第一银行的想法是华盛顿政府时期汉密尔顿主义者与杰斐逊主义者之间第一次大争论的直接原因。在美国州法院和全国法院里偿还和执行债务的需要是就（与英国签署的）《杰伊条约》展开的痛苦辩论的一部分，这是美国历史上有关外交政策的第一次全面战争。
从1789年到一战，制定汉密尔顿主义国内政策时，他们首先感觉到需要有一个稳健的国际交换媒介。美国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的斗争是内战之前的重要战役。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有关美钞和自由铸造银币的争论与塑造国内政治大有关系。对汉密尔顿主义者来说，这些斗争之所以重要，部分是因为价格和通货膨胀等国内问题。如果美元对英镑不稳定的话，会阻碍英国投资的流入，而直到20世纪，英国投资对美国经济扩张一直至关重要。布赖恩把金本位制抨击为邪恶银行家折磨人类的“黄金十字架”，但对汉密尔顿主义者来说，它是国际商业的必需工具，因而也是国内商业的必需工具。温和的汉密尔顿主义者不断宣称，如果英国及其他大国同意的话，他们随时准备考虑铸造银币，但在这一点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对外和国内政策纠缠不清，大规模国内斗争对外交政策有影响，反之亦然。
20世纪初期几十年里，金融实力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意味着汉密尔顿主义者继续关注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美国仍需发挥积极的国际作用。在孤立主义盛行的20世纪20年代，联邦储备银行与英国、德国和法国的中央银行紧密合作。尽管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和世界法院，尽管竞选公职的汉密尔顿主义政治家推崇孤立主义，美国官员还是紧密参与了欧洲金融重建的复杂事务之中。二战结束后，汉密尔顿主义者更加积极地寻求国家金融稳定，而随着冷战结束，维持促进资本自由活动的国际体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