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型经济

在尽量精确地界定了美国的利益之后，杰斐逊主义者就努力用尽可能经济的办法来维护这些利益。这在一定意义上指的是资金。军事和外交机关少花一美元，就能从美国公民身上少收一美元税，就能为政府集权少花一美元，也就能让主导政党在巩固其权力的腐败合同和私下协议上少花一美元。杰斐逊主义政治家希望看到国防和外交支出维持在低水平之上，他们希望国务院和军方的账目得到仔细记载和经常检查。

但是，杰斐逊主义者的节俭不仅仅体现在节省纳税人的资金方面。杰斐逊主义者对美国军事和外交部门不仅有数量限制，也有质量限制。

一旦杰斐逊主义者认为常备陆军和防御型海军势在必需，他们就会尽力让这两个军种尽量地谦逊对民、亲近待民。联邦部门中的职业士兵令人不放心，军事院校更是如此。1830年，田纳西州的国会议员戴维·克罗克特对美国西点军校大加谴责，称其毕业生不像西部土地的勇敢儿女，“过于娇弱”，不适合在军队服役。这所军校的管理方式正确吗？克罗克特问道：“我想知道它的管理方式是为了这个国家的贵族和富人，还是为了穷人和孤儿？”1845年，未来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南部重建时期的重量级人物查尔斯·萨姆纳咆哮道，西点军校是“闲散与恶习的温床”。在一段时间里，这个危险的机构生死未卜。尤利塞斯·格兰特在父亲的强迫之下上了西点军校。在一年级的时候，他急切地跟踪着国会对是否关闭该校的讨论。但是，这场辩论势均力敌、异常激烈，提案遭到了挫败，而且在退学要求未遂之后，格兰特只好退而求其次，开始了军旅生涯。

人民主义者对“职业政治家”的蔑视仍然存在，而现在又扩展到了职业士兵们。此外，人们还担心职业士兵（不学无术，只知战争，靠着政治主人获得就业和提升）最好也只能是好战政策的鼓吹者，最差就是中央政府企图颠覆民众自由的听话的工具。

因此，杰斐逊主义者反对在和平时期设立常备军。其次，他们反对建立西点军校。既然西点军校成了既成事实，他们就竭尽全力严格管理（拨款极其有限），而且通过把任免权交给参众议员，确保了国会对这一危险机构的控制。最后，杰斐逊主义者先是赞成由民兵，后来又赞成由国民警卫队编队来作为职业常备军的替代和补充。

他们对待海军的手段更加苛刻。杰斐逊主义者希望给海军的拨款维持在绝对最低的水平。海军几乎一无所有，因而美国不可能派遣远洋海军参与外国争端。海军越庞大，要求美国在遥远地区保卫各种商业和人道“利益”的压力就会越大，而且美国军队在外国港口的出现使对抗更为可能。1872年，在士麦纳港，一位匈牙利公民声称愿意成为美国公民，结果遭到了拘禁，于是一艘美国军舰与一艘奥匈帝国军舰发生了争执，几乎擦枪走火。杰斐逊主义者问道，战争与和平问题为什么要由遥远地区自负的海军指挥官来决定呢？让这些军舰待在家里，战争就少多了。

杰斐逊主义者总结出了沿海防御和沿海工事理论，将用于远洋海军舰船的资金转移到海岸驳船和堡垒上面。19世纪，资金不足的海军不止一次地下滑到只能保证对抗二流国家海军的最低战斗力水平。

当前，杰斐逊主义外交手法寻求将军事开支削减到最低水平，以确保文职部门对军事和情报机构的控制。现在要求解密冷战文件、对官僚们给政府文件定密能力施加新的限制。这些压力反映了让军事和情报机构公开化、负责任和虚弱化的传统杰斐逊主义企图。(https://www.daowen.com)

外交官像军舰一样有害，于是国务院也不得不承受吝啬的杰斐逊主义者的恶意监督。一想到头戴假发、珠光宝气、搽指抹粉的美国外交官与欧洲同行一起在舞厅里扭来扭去，就会引起正直杰斐逊主义者的本能反感，这无异于《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中的小猪们打扮得人模人样，与隔壁的农场主一起共进晚餐，真是让读者忍俊不禁。

杰斐逊主义者一直力图确保美国外交官不忘记共和国与颓废君主国和独裁政权之间的重要区别。从1778年到1893年，美国派往外国的使节都被冠以“公使”头衔，而不是“大使”，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大使是，也只能是一位君主派往另一位君主的个人代表。1854年，国务卿威廉·L·马西发布命令，美国的所有使节都不得身着任何形式的宫廷服装。处境尴尬的美国外交官只好身着普通晚礼服，参加辉煌华丽的欧洲宫廷招待会，时常被人误认为大管家。

美国外交官非常清楚欧洲宫廷做法中的政治危险。他们时常遵守宫廷礼仪的规定，但尽力不向国内张扬这些事实。因此，当又疯又瞎的乔治三世最后于1820年去世时，外交使团作出了一个集体决定，让仆人穿上正式服装参加葬礼。时任美国驻英国公使理查德·布什支持这项决定，但他宁愿自己掏腰包支付有关费用，也不愿把参加乔治三世葬礼的有关费用交给国会审查。这的确非常明智。

还有一次，1828年，美国公使詹姆斯·巴布尔在一次招待会上拒绝向葡萄牙女王行礼——亲吻女王的手，引起了一时轰动。他宁愿遭到外交同行的反感，也不愿冒犯美国的共和国原则。

为了确保美国海外外交官不忘记自己的根在共和国，杰斐逊主义者限制他们的数量，并事无巨细地为他们制定规章制度。直到1916年，国务院，包括华盛顿总部的后勤服务人员，预算总额才达到600万美元。外交预算相对拮据的传统依然持续。1999年，美国驻英国大使菲力浦·雷德尔的工资大约为英国驻美国大使的一半。美国许多最为重要的外交职位留给富有的竞选捐助者，他们能够自己掏腰包宴请招待外国精英，原因之一就是国会拒绝发放足够的外交代表补贴。国会在外交预算上的吝啬广遭批评，称其使美国许多驻非洲使馆面临着危险的恐怖袭击，就像1998年对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的袭击让223人丧生一样。在与中国的经济谈判处于关键时刻时，当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主要问题时，美国驻北京使馆经济处连一台传真机都没有，更别说跟踪当地情况所需的计算机和软件了。

然而，杰斐逊主义者也不愿完全取消外交官。的确，在外国舞厅中与精英们觥筹交错，私下讨论并作出秘密决定，很难说是杰斐逊主义者喜欢的解决重大国事的方式。另一方面，杰斐逊主义者也同意温斯顿·丘吉尔的说法：“喋喋不休比战争不断要好些。”有效的外交可以成为避开极端邪恶的有效方式，而且从杰斐逊开始，美国一些最出色的舞场高手就是信奉杰斐逊主义的民主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