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世界新秩序

在20世纪末的美国政治中，外交政策机构各自为政，但占主导地位的精英舆论要么是汉密尔顿主义，要么是威尔逊主义，或者是两者的不稳定结合。企业部门、国际经济研究所等思想库和大学中的经济学专业都团结在了汉密尔顿主义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计划之后。赞助它们的越来越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和基金会大多支持威尔逊主义。在思想库和政府职位之间不断转换的知识分子和教授也大多游离于这两种观点之间。也有些杰斐逊主义者，像卡托研究所的特德·盖伦·卡彭特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另外的则是一些学者，他们在越战时期看到了美国力量的局限，看到了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所谓的“帝国过度扩张”对美国国家利益所带来的危险。杰克逊主义的力量存在于以下人群中间：军队知识分子；一批富有影响的评论员、知识分子和专栏作家；让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传统复活的政治学家；传统基金会等保守派思想库；国会（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重要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在1994年共和党胜利之后成为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

随着冷战的结束，这四个学派从冷战模式转变成为较为接近1919～1941年时的新结构。汉密尔顿主义者和威尔逊主义者是全球主义者，认为建构全球秩序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任务。这两种全球主义学派在1989年的想法与1919年、1945年时相似，认为大规模国际冲突的结束为建立世界新秩序创造了宝贵机会。对这些学派来说，苏联的崩溃意味着一个无与伦比的机遇，可以实现美国企盼已久的重要目标，冷战的结束是美国在全世界全方面、系统性深化政治和经济努力的标志。对威尔逊主义者而言，这关乎促进法治、传播民主、建立用国际警察行动反对侵略、保护人权的真正国际共识，甚至可以创建由联合国安理会支配的常设武装机构。对汉密尔顿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一个独特机会，在美国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活力基础上，建立世界性的贸易和金融体制。

其他两个学派，即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在认为全球主义走得太远方面却认识一致。这两个民族主义学派也以解读1919年和1945年的方式来解读1989年：全球性冲突的结束意味着美国有机会减少国际承诺。这不是向二三十年代孤立主义的完全回归，许多外交政策辩论参与者认为，美国在西半球之外有重要利益。然而，民族主义者阵营认为，追求不太野心勃勃、战线过长的项目才能最好地服务于美国利益，不能追求光彩夺目的全球主义新世界观。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反对野心勃勃的贸易自由化议程的人，担心全球主义者对世界新秩序的追求将会导致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决策者愿意牺牲美国人民的利益，以建立这个所谓的秩序。

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主义者渐居上风，老布什总统和克林顿总统是坚定的全球主义者。然而，全球主义联盟在整个90年代遭到弱化，2000年大选中小布什又向杰克逊主义者，甚至杰斐逊主义者示好，寻求支持其修改汉密尔顿主义国际议程，从冷战后10年中野心勃勃的威尔逊主义目标大大后退。全球主义联盟的沉浮以及美国人对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世界新秩序”承诺的减弱正是90年代所发生的事情。(https://www.daowen.com)

在苏联溃败之后的欢欣鼓舞中，全球主义者认为，雄心勃勃的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国际宏图大体相容，易于实现。海湾战争又强化了这一观念，认为这两项计划可以同步实现，不必耗费太多金钱、鲜血和政治资本。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海湾战争是一场预防性战争，旨在避免在事关重要国家利益的地区出现野心勃勃的核大国；威尔逊主义者称之为国际法之战，联合国安理会则按照威尔逊主义者的愿望发挥作用。大家都满意地发现，日本等盟国被迫贡献资金，支付战争费用。

美国内外的海湾战争联盟非常广泛，且易于建立，使许多人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政治不会过于困难。美国在冲突中展现出的压倒性军事力量表明，建立世界新秩序测试不出美国人民承担战争损失的意愿。在1989年之后的许多年内，在运用美国实力建立符合威尔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标准的世界秩序方面，多数外交政策部门没有发现什么障碍，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随着90年代的推进，这一光明的画面开始黯淡，尽管美国的持续经济增长加强了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技术和军事优势。海湾战争的后果与战争本身一样令人不满。战争结束了，萨达姆依然在台上，美国身陷于非常不舒服的境地，对伊拉克和伊朗进行着长期的双重遏制政策。对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者而言，这是长达10年的教育过程的起点，这两个学派渐渐地懂得，美国实力在冷战后世界中几乎没有什么抽象限制，但外交政策部门动员国内公众和国会支持的能力却有明显的局限。随着汉密尔顿主义和威尔逊主义议程的代价和复杂性更为清晰地为人理解，全球主义者之间的共识开始出现巨大的分歧，进一步削弱了每个学派追求有力而一致议程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