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

杰克逊主义也有强烈的经济政策诉求。如果政府的目的是服务于普通百姓（在美国政治中一般是指“美国的中产阶级”），那么经济政策的目的就应该是提高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赤字支出和大量国债不是好事，但无法满足中产阶级的经济需要更为糟糕。

从华盛顿政府开始，杰克逊主义者的政治热情和能量便集中于经济政策问题，将政府转变成造福人民的工具成为不变的目标。这不像汉密尔顿主义一样意味着造福精英，虽然如果中产阶级得到适当的尊重，杰克逊主义者也不吝啬于让精英们分一杯羹。

杰克逊主义者在宪法下遭受的头两次政治冲击是对威士忌征税和新政府以票面价值赎回贬值货币、承担起各州债务时可能得到的横财。在道路不好、市场狭小的时代，威士忌是小农经济的一种产品，市场价格等同于运输成本。对小农场主来说，用盈余的玉米制作威士忌是现金收入的惟一来源。对其征收的联邦特许权税被视为有歧视性、不甚公正，导致了武装叛乱。

更为糟糕的是，税收收入是用来支付各州和联邦证券的传言迅速传开。不谙世事的杰克逊主义战争退伍人员拿的都是贬值美元，早就已经处理完了他们认为接近一文不值的票据。联邦政治家已经告诉老家的朋友将要实施的财政措施，让交际甚广的投机商获利不少，而这些利益本应归于南北战争时期的退伍军人。对这些以及类似措施的愤怒将杰斐逊作为反集权、反债务的候选人推向前台，人们对汉密尔顿主义金融诡计一直保持清醒，是理解19世纪政治的关键之一。国会山的私酒酿制者一直让“缉私酒官员”无法施展武器成为数个世纪中美国民间传说的一般特征。

然而，在汉密尔顿时代以及之后，杰克逊主义者不太关心政府花多少钱，而是关心政府拿杰克逊主义者的钱给了别人。谈到使小农场主获益的支出，杰克逊主义舆论表现出更多理解。在19世纪前60年里，一个巨大的政治足球是土地出售问题，即联邦土地的价格问题。杰克逊主义者希望廉价出售甚至免费赠送农场大小的联邦土地。随着1862年《份地法》的通过，这一目标得以最终实现。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或者免费分配联邦土地使联邦账册中出现了重大漏洞，但杰克逊主义舆论依然无动于衷。

同样，尽管杰斐逊主义者尽力压缩军队规模，避免对美国土著部落不断发动非正义的战争，但随着同胞定居潮流的前进，在管理印第安人、将印第安人赶出特定地区方面，杰克逊主义者希望联邦政府有力地参与。西部各州的议员也致力于获得大量现金，以补偿印第安冲突地带农场主的战争损失。这些要求与今天产品责任案件中的精神损失费一样有些夸张。杰克逊主义者认为支付这些钱是政府功能的一部分。(https://www.daowen.com)

对杰克逊主义者来说，初期的另一件琐事是大量出现的内战抚恤要求。最终，不断扩大和放松的标准，更别提国会赋予现行条件下不够资格的人以抚恤金，使得南方各州的每个政治上活跃的白人男性都可以拿到终生享用的抚恤现金。马克·吐温（写了大量有关杰克逊主义者的著作，但本人是坚定的杰斐逊主义者）对此大加鞭挞，格罗弗·克利夫兰等预算鹰派努力控制这种现象，但是庞大的抚恤机器依然稳步向前。

20世纪，在更为老练的杰克逊主义政治家的不断施压之下，美国财政部继续并加速将公共资金转变为私人所有。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历史就是这股政治力量强大威力的重要例证。落叶剂和海湾战争综合征等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政治特点，以及不断将福利扩展至更多退休军人和准退伍军人，都是冷战抚恤项目历史的再现。这是一代又一代美国政治连续性的又一范例。对房屋所有权的大量联邦补贴是《份地法》在20世纪的再现。这些补贴不仅限于慷慨的按揭利率和税法中的财产税减让条款。从新政时起，银行管理、联邦储备政策和信贷市场结构，经常被联邦政府用来提高购买房产的能力。

除了房产计划之外，社会保障体系（采纳于支持“汤森计划”的杰克逊主义经典政治激进行动之后，这是一项萧条时期呼吁向美国老年人按月发钱、以刺激经济发展的主张）代表了联邦政府将资源大量用于中产阶级的决心。医疗保障制度[15]——尤其是允许许多家庭将老年亲属的医疗支出划归政府，同时继续存有家庭财产及其他资源的漏洞，是又一项备受欢迎、极其昂贵的项目，实际上表明政府资源向私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大量转移。

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穷人的社会保障网络逐渐被摧毁时，在杰斐逊主义、威尔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政治家和公民担心联邦赤字不断增大、中产阶级权利不断扩张和扩散时，一项新型的重要权利正在兴起：为有子女家庭减税和提供学校优惠券。除了一些减轻中产阶级大学学费负担的项目之外，此类资助可能还会增加。选民们特别欢迎赋予中产阶级各种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