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战争

战争是杰斐逊主义者努力避免的第一位以及最大的邪恶。杰斐逊发自内心地憎恨和害怕战争，认为这“既是对受害者的惩罚，也是对惩罚者的惩罚”。战争如此令人憎恶，不仅是因为它带来的伤害和激起的仇恨，也因为它有可能破坏美国国内的民主。初期的杰斐逊主义者认为，频繁参与大型国际战争，不管胜利或失败，都会对美国人民的自由造成威胁。战争耗费钱财，堆积债务，使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迫使多数人民辛苦劳作、缴纳税款，以扶持少数拥有国债（用来支付债务）的人。战争建立起依赖政府资金、沉迷于秘密运作、对发现新的海外威胁永远感兴趣、权力集中的经济和政治机器。它们也使维持强大而常备的陆军和海军不可避免，这在历史上经常对共和国的自由造成致命破坏。

虽然许多年以来，杰斐逊主义者对战争的经济危险的认识多少有所变化，但核心思想一直未变。在18和19世纪，杰斐逊主义者憎恨和害怕国债，其激情即使今天最忠诚的“债务鹰派”也难以苟同。除了那些希望削减联邦赤字的人仍然提出的观点（后代的负担、联邦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通货膨胀的危险），初期的杰斐逊主义者还提出了一种政治论点。国债对民主是一种威胁，因为它把公民分成了两个阶级：纳税人和赚利息者。在美国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对农场主的产品和收入收税，为商人、资本家以及其他有现钱投资的人提供源源不断的收入。杰斐逊政府在1807年的贡献就是成功地减少了国债。当他入主白宫的时候，国债总额在8300万美元的水平上，到1807年，国债总额降低到6900万美元。如果没有“路易斯安那购买案”，这个数额就是5400万美元。

1809年，与英国的又一场战争危机若隐若现，杰斐逊建议新任国务卿、好友约翰·门罗竭尽全力避免战争：“如果我们现在打仗，恐怕我们永远看不到终结国债的日子了。如果我们能够再维持8年的和平时期，从国债中释放出来的收入将足够应付任何战争，且不会出现新的税务或贷款，我们的地位以及不断增长的实力将使我们不会受到来自任何国家的羞辱。”

战争债务的前景让一代又一代演说家战战兢兢。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对解放奴隶之战所带来的成本深感痛惜，认为这些耗费足以让数百万北方人好几代免于劳役偿债状态。

“我们将积累起过高的债务，让数代辛苦劳动的人民大众来偿还，”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乔治·W·诺里斯在发言反对威尔逊1917年拟对德国宣战时说。“数百万后来人将辛苦工作，为我们今天将要采取的糟糕行动而偿债。”

对杰斐逊主义者来说，国内政治有两个重要目标。必须防止商人和银行家建立起像欧洲世袭贵族那样反民主的货币贵族，必须防止中央政府过于强大，危及各州以及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这些目标是相互联系的，最重要的联系之一便是国债。债务增强了商业阶级的力量，也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使得政府支出成为可能。杰斐逊和杰斐逊主义者担心会接着发生的事情非常简单：债权阶级会运用其财富获得对强大政府的有效控制力。在艾森豪威尔发出类似警告的近二百年之前，杰斐逊主义者就害怕滋生出一个军事工业金融集团。政府支出越多，军事合同商以及其他附属者就会越庞大、越强大。政府的债台垒得越高，债权阶级就会越庞大、越强大，就会推动政府运用垄断力量和税务部门，从人民大众那里榨取更多资源，以偿还债权阶级的债务。

杰斐逊憎恶战争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会使国家建立起武装部队。这种军备建设经常与赤字支出联系在一起，因而也与国债的增长联系在一起，而且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力量。这些感觉最初大多源于对英国议会与斯图尔特王室之间长期斗争的反思。斯图尔特王朝的每个国王都试图在英国建立大陆式的君主专制政体，但都遇到了建立常备军队的问题。而国王一旦拥有了无法控制的常备军，他便可以慑服议会，为所欲为。(https://www.daowen.com)

战争需要保密，因而使行政部门的权力比立法部门有所增强。杰斐逊主义者是这么想的，而且的确如此。今天帝王般的总统位置是1939～1989年50年危机不断、冷战热战的结果。1935年，美国的军队由251799名军职人员和147188名文职人员组成。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预算总额为9.24亿美元。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国家情报机关。美国通过正规的外交部门来获取外国的情报，这个部门的人员为4471名。国务院的预算总额为1600万美元。60年之后，情报预算总额已经成为秘密，仅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让信奉杰斐逊主义的民主党人惶惶不安。五角大楼的雇员为325万名，包括文职人员和军职人员。情报人员的人数也是秘密情报，一般公众无从知晓，但据可靠估计，人员数量应在7万～8万人之间，预算总额约为270亿美元。据估计，约有1500万份秘密文件藏在政府的保险柜里，普通公民无法查看。过去60年危机和战争的耗费使国债从1939年的404亿美元（每年支付利息10亿美元）一路攀升，到克林顿政府初期达到顶点，为5.5万亿美元（每年支付利息3620亿美元）。

这些年中，美国赢得了多数战争，但与战争开始时相比，在战争结束时政府和人民却渐行渐远。这一方面是因为误入歧途的军方人士不相信政府，囤积罐装物品，揣摩政府派遣黑色直升机执行的秘密任务；另一方面数千万本来理性的美国人认为政府从事了大量阴谋和掩饰活动，包括从暗杀肯尼迪到与外国人接触等所有事情。保密对公众信任、民主政府的腐蚀效应是杰斐逊主义者甚至不愿卷入正义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杰斐逊主义思想一直把战争视为最后的、非常不可取的手段。从本能上讲，杰斐逊主义者不愿对挑衅行为作出反应。在1979～1980年的伊朗人质危机期间，国务卿塞勒斯·万斯拒绝付诸武力，这可以与杰斐逊断然拒绝干预拿破仑战争（尽管有来自英法两国的挑衅）相提并论。面对一战期间来自德国的挑衅，另一位杰斐逊主义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也希望遵循同样的政策。

当对挑衅置之不理，或者口头抗议在政治或道义上不可行的时候，杰斐逊主义者仍然不愿付诸战争。例如，他们认为经济制裁更为可取。制裁不仅可以让美国避免陷入联盟和债务，还可以在国内打击杰斐逊主义者希望遏制的那些国家的商业利益。从杰斐逊主义者实施经济制裁，以迫使英国和法国承认美国人的权利，到试图以经济制裁为工具，干预当代中国的人权状况，杰斐逊主义思想都是乐于破坏商业，以实现国家政治目标，而不愿贸然发动战争。

威尔逊主义者也憎恨战争，但原因有所不同。威尔逊主义者对战争的憎恨更多地是出于人道主义立场，而非政治立场。我们知道，威尔逊主义者不像杰斐逊主义者那样惧怕中央权威。然而，从19世纪直到冷战期间，杰斐逊主义者与威尔逊主义者一起，避免战争的发生，或者通过法律手段让战争不再那么可怕。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寻求限制军备，签署裁军协议，制定严格的战争规则，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削减和平时期的防御开支。从南北战争之后开始，杰斐逊主义者设法说服外国与美国达成仲裁协议，承诺将分歧交由和平仲裁，同意在开始对抗之前设立冷却期。

战争是最后的政策手段这依然是今天杰斐逊主义思想的主要支柱。在谈判失败之后，在仲裁无果而终之后，在制裁失去效力之后，如果必需，你依然可以发动战争。即便如此，杰斐逊主义者也更倾向于渐进的战争方式：将调温器每次调高一点，力求在尽量不用武力的情况下达到希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