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小说与修辞

二、小说与修辞

可以运用各种文体创作,是小说的一个特点。那么这个可以运用各种文体的小说文体,是什么触觉的平行物呢?是将各种文体对应的平行物加在一起么?为什么小说可以运用各种文体呢?戴维·洛奇认为,小说的本质是修辞艺术,是小说家劝诱读者通过阅读来分享某种世界观,甚至让读者沉醉于想象的世界中。[4]这里面有三个重要的词:修辞、劝诱、世界观。维柯早已指出:“修辞是一切艺术的中心,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关键方法,人类以语言为手段,使完全无序的自然变得有序。”[5]维柯对修辞的评价很高,但在西方文化长期的发展中,修辞的地位并非如此。柏拉图与智者的论争,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智者是外邦人,无法获得雅典城邦的公民权。菲斯泰尔·德·古朗士认为,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城市中,宗教、法律、制度往往是一体的。人们首先由宗教制定了家内的法律和氏族政权,然后建立起城市,而在城邦中,所有的政治机构也都是宗教机构。[6]这一点,可以从古希腊城邦对公民权的观念上看到。“之所以是公民,是因为参与了城中的宗教,且正因为这种参与,使之拥有了所有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如果我们想要给公民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那我们就必须说,公民就是拥有城市宗教的人。”[7]宗教在公民的认定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宗教在公民和外邦人之间筑起了一道深深的不可抹灭的鸿沟。只要这一宗教还支配着人们的心智,它就会禁止将公民权授予外邦人。”[8]作为外邦人,强烈的怀疑精神是智者的最大特征,而其首先怀疑的,就是城邦的精神。

罗门认为:“智者是从个人的自由开始的,他们必须把个人从传统的宗教与政治—法律束缚中释放出来。因而,城邦、国家并不是什么永恒的东西,其法律也不是。永恒的是人类,自由而平等的人组成的世界共同体。而在柏拉图看来,城邦和其法律乃是实现人的理念不可或缺的手段,这种理念,在公民身份,在公民和守法的、公正的人的伦理理想中得到完满。国家就是人类的伟大导师。”[9]作为外邦人的智者要打破“城墙”,而使得人法与神法发生分离,打破城邦的权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认为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而不受外在法律和习俗的约束。但是,智者也有强烈的相对主义倾向,否定确定或者唯一的真理标准,使得法律仅仅建立在统治者的权威和意志之下。这引起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反对。虽然苏格拉底、柏拉图也接受了智者的一些思想,将道德与宗教进行区分,但毕竟强调理性的力量,认为理性是高于习俗的。柏拉图认为城邦使人成为人,人是城邦中的人。显然,智者寻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柏拉图的思路仍然是站在城邦的立场上。

而在对修辞学的态度上,也是如此。“修辞学之所以有别于逻辑学,在于前者以可能性作为论说的原则或出发点,而后者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两者之间的对立成为西方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10]智者强调的就是可能性,柏拉图则是必然性,这一争论实则贯穿了整个西方历史。智者伊索克拉底主张修辞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这似乎有修辞学自明的意味。其主张把演说者在公共生活的行为当作理想,可以说将修辞学提高到很高的位置。[11]伊索克拉底还认为,真理和现实并不先于语言,而是语言的产物。[12]柏拉图则反对智者的实践修辞学,而提倡理想修辞学,也就是“辩证术”,而非“修辞术”,二者是对立的,亚里士多德也是这种观点。[13]虽然亚里士多德对修辞学的意义认识得更为充分,但修辞学在西方的历史上由此并不能占据特别高的地位。由于罗马帝国时期不允许反对君权,修辞学转向文体风格,朗吉纳斯《论崇高》,则将修辞学运用于文学批评。[14]而在基督宗教获得统治地位后,奥古斯丁将修辞学从异教艺术变为布道必备之术。[15]近代以来,修辞学经历了长时间的衰退,直到20世纪初期,修辞学重新获得生机。人们对修辞的重要性有了更多的发现,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劝诱”。

韦弗认为所有语言都是劝说性的,即修辞性的。[16]伯克认为修辞是一种行为,寻求一种与读者的沟通,一种同一性。而修辞的劝诱作用,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带有伦理价值。“修辞学也应当探索在社群中创造内聚力,寻求思想同一性的方式。”[17]修辞是空间,是触觉,也是构建空间的方式。“同一性”其实是简化的能力,也就是简化不繁,平行不杂,等值不差。“人主要是通过语言来改变态度诱发行动,对于人来说,修辞环境是永恒的,人一旦运用语言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修辞环境。”[18]显然,在这里,修辞成了人的空间,人的现实空间,人无法不运用语言,也无法脱离修辞。佩雷曼指出,所有话语都是修辞性的,没有哪一种主张是不证自明的。[19]这也就是说,所有的语言都带有沟通的性质,包含了“劝诱”的成分。那么这样看来,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人们的日常语言,也都是如此。福柯甚至认为,知识由话语生成,而话语又是一种手段。知识并不先于语言,并不是一个记录者,而是一个生成者。[20]这就使得话语、修辞的地位更加重要。

修辞学的复兴,脱离了单纯研究修辞手法的方向,而是将修辞学的研究扩展到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修辞是一种行为,而反过来,各种行为也都带有修辞的特征。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文体对身体的替代进入了更深的层次。甚至不仅是身体的替代,对于其他艺术形态,也都可以从修辞的方面加以解读,比如对画面空间中不同色块、结构之间的关系,音乐、书法作品在节奏上的变化等等,修辞变得无处不在。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出现了一百多年之后,人们依然把身体当成一种符号。身体为修辞服务,而不是修辞为身体服务。当然,就对各种文体的研究而言,修辞学的运用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从美学三要素和艺术三要素的框架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修辞其实是在表达人们在语言空间中的触觉,而对于文学而言,则是通过对人们在语言空间中的触觉进行简化,获取相应的等值之后建立起来的一种平行物。正如布斯所言:“修辞学是劝说的艺术,但它不是表面上那种一开始就暴露一切去劝说的艺术……”[21]“劝说”“劝诱”,意味着一种容纳,是要耐心地构造一个空间,去容纳要去劝说的事情,这个空间,应该是平行的,如此才有充足的容量。如果一开始就暴露其劝说的意图,只会造成“相交”的结果,容量是有限的,自然也称不上是“艺术”。而与其他文体相比较,小说在这方面的特征更为明显。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中,巴赫金认为其最大的成就,就是将一般的对话上升到小说的结构,把矛盾的东西构成统一体,创造了新的小说。相对而言,其他的文体,如诗歌、戏剧等等,通常都是独白型的,大约也只有这些独白型的文体,才能在修辞上达到朗吉纳斯那种征服一切听众的崇高效果,当然,这不是从“行为”角度讨论的修辞了。巴赫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称为“复调小说”,而复调小说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俄国则是最适宜的土壤,资本主义在俄国造成的矛盾使其社会生活就是多声部的矛盾体。[22]当然并不是所有小说都是复调的,也不是所有俄国作家都是如此,比如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小说家,其小说创作也具有独白的倾向。独白型的文体,大多有一种追求纯化的倾向,作者在创作中努力保持一种单一的声音,或者强制他创作的人物说什么话,而非依据人物的个性来说人物自身想说的话。相对而言,小说无疑是最适合于表现复调,表现生活固有复调的文学形式。[23]“在一切艺术中,小说最抵制纯化活动。它显然就是杂念构建而成的……”[24]小说能够表现出社会生活本身具有的复杂形态,而这种“复调”本身,也具有“劝说”的意味,遭际相似的人们,却有不同的应对策略,让人看到更为立体的人物形象。[25]这一点,自然要反映到小说的语言上。

“小说的风格,在于不同风格的结合;小说的语言,是不同的‘语言’组合的体系。”[26]“不同话语和不同语言之间存在这类特殊的联系和关系,主题通过不同语言和话语得以展开,主题可分解为社会杂语的涓涓细流,主题的对话化——这些便是小说修辞的基本特征。”[27]巴赫金很敏锐地意识到了小说文体的修辞特征,小说是各种语言之间的对话,同一主题与自身的对话,这一点对于长篇小说来说尤其如此。“小说所必需的一个前提,就是思想世界在语言和含意上的非集中化……”[28]所谓小说主题的分解为社会杂语,就是小说的思想世界在语言和含意上的非集中化,这种非集中化主要通过对话,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来实现,而小说中不同人物——比如地下室人和丽莎的出现,说明小说与社会的紧密联系。正因如此,使得小说很适合表达戴维·洛奇所提到的世界观。所以,“与长篇小说这一体裁特点相适应的修辞学,只可能是社会学性质的修辞学”[29]。所谓社会学性质的修辞学,就表明了小说对社会杂语、各种社会观念的吸收和运用。

巴赫金指出,小说对社会杂语的运用,有两种方向。一条是自上而下走向杂语,第二条从杂语的深处上升,进入并驾驭标准语的高层次,现代小说是从第二条路线发展出来的。[30]第二条道路,就是通过对社会杂语的简化,在小说中重新生成这些杂语,在小说中构造一个虚拟的世界。而第一条道路,是居高临下地运用社会杂语,社会杂语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点缀,这种方式,是十分被动的,社会杂语没有经过简化,自然也不能在作品中生成。

而小说运用社会杂语的方式,就包括对其他文体的吸收,各种文体本身,大多具有社会化的性质,适应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的修辞职能。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无论是修辞学、文学,还是哲学、美学,都不同程度出现了社会化的趋势。而这为我们梳理文学史的发展提供了启示。我们认为,文学的发展,同样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小说则在自身的文体空间中,创造出一个社会的平行物,而通常的文体,主要是社会某个方面的平行物。文学对人物的刻画,只有放在社会的背景下才能完成,而与社会某方面对应的文体,很难单独完成对人物的刻画。不过,也正是各种文体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探索和容纳,才为小说的出现和成熟奠定了充实的基础。但是,文学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是社会化的,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分解出那么多的社会空间的时候,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那时的文学作品又是什么样的平行物,与何种事物相平行呢?我们需要回到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