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语言的关系

一篇小说中，作家通常会创作数个人物，展开发生在人物之间的故事。那么作家是如何能够创造出这许多人物，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让他们说不同的话，做不同的事，有不同的关系的呢？或者说，作家是如何创造或者起源这个“人性社会”呢？人、语言、社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对小说人物的创作，虽然在“人”，但终究是由语言入手的，损益自然在“人”，但损益的立足之处则在语言。“人是运用象征的动物。”象征就是语言和修辞，语言的技艺如同身体的技术，是通过特定修辞来塑造“人”，通过修辞碎片来造人。一种文化，其日常语言的语境就足以构成塑造人性的场所，作家为此场所塑造，并通过此场所去发现。其实中国美学的前三个阶段：空间开辟、形质积累、心的统摄，也无不是如此。但第四阶段“人的凸显”毕竟还要特殊一点。这是一个人性社会，是一种特殊的起源，有特殊的结构和手法，这是需要探究的，就如山水画有皴法，但唐代之前则只是描法而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则是在语言—修辞中构成的，天生不能与现实相同，人物借语言的强制力和等值性而构成，也由于语言—修辞而活动，人本来就靠修辞与他人建立关系和社会。不同的人靠语言的修辞来触摸其他人的人性结构。语言是人最基本的平行物，是人性社会的必需品。因此，人性社会是一个语言性的社会，而小说似乎较诗词歌赋更合乎语言的本质属性。语言本就是人，最适合表现人，语言本也就是社会。人从来就是在语言中生活，在语言中发现人和社会的。所谓人性修辞向文艺修辞的跨越，其实就是人向人的跨越。一句话，不可在语言之外去寻找人和社会。小说家创造人物，也是本于这一点。诗是人向自身的跨越，小说是人向人的跨越。至于诗歌、短篇还是长篇，则由其发现的不同内容来决定。小说只是把语言最本质的东西探索出来而已。人性文学、情之社会化文学、人性社会文学，文学的演进就是如此。诗歌对应人，小说对应人性社会，都是在探讨语言最本质的内容，口语诗其实也是强调这种本质的，比太用典故的诗歌更本质。语言的本性，是文学家探讨的真正内容，语言里就是人和社会，要探究出来。是通过语言去找人和社会，而非相反。人们之所以对小说的发生误解，常常是因为把语言和人分割的缘故。

小说是散文体，“散”意味着丰富。这散文的背后是什么？还是人。同样，人应该是丰富的，语言也是丰富的，语言的贫乏，是人的贫乏，对人没有贴切的了解，就没有好的散文。“一个贫乏者出卖他的见多识广。”^[105]贫乏者，就是无法贴近人的人，到处是裂开的概念或意见，却没有足够的碎片，是昏沉沉的。韩东在《今夜》中写道：“人睡着了，鱼也睡着了／水草醒着／如沿街的灯杆。”^[106]水草醒着，确实是醒着，文字是醒着的，这才是两种修辞的跨越。起源是启蒙，是醒着，醒着就是醒着，不寻求特别的结果。诗是人性文学，是醒着的人性。小说，大概就是醒着的人性社会。不只是平行，平行一定是醒着的。我的样子，是醒着的，是感性的。总是有某种东西才标识这种醒着的状态。醒着，就是自明。醒着，要活动。诗是醒着的灵魂，小说是醒着的社会。呐喊，是为了醒着。醒着，像是早起看到的情景，春天看到的情景。艺术家总是醒着的，诗神是永不入睡的，是赤子之心。宋儒是让个人的人性醒着的。修辞的跨越，就是醒的过程。魔幻现实，是醒着的现实。而这样醒着的文字，一定是碎片的文字。韩东的诗歌，好处就在于其碎得那么彻底，任何部分都不会去“占据”，并因此得到最好的呈现。知识分子写作的缺点，常常在于不够碎，不够丰富。而口语天然就是碎的，只有够碎，才能贴近人以及人的丰富。韩东的诗没有重复感，也是由于碎，如果只是裂痕的话，一定是贫乏的、重复的。所以要向生活讨要好的散文，只有人性结构是不够的。语言即人，人即语言。要好好地去了解人，了解语言。无论各种经典，都是因其对人的贴近而成为经典。没有什么“事物本身”，只有“人本身”。唯其如此，才能起源，在小说中起源一个人性社会。

另一方面，“散”的另一面，则是高度的简化，通过高度的简化来生成“散”，用“散”来构成整体。而这样的创作要求，在上述的鲁迅与爱伦·坡，在下面要讲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小说中都有十分最明确的表现。这既有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有俄罗斯特殊的环境，也有陀氏自身的才能。正如前文所说，这是一个个人的人性仪式遭到剥夺的时代、群众的时代。人性仪式的被剥夺，首先表现出的就是一种“空洞”。下面我们先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作品——《被伤害和侮辱的人们》来考察这一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