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商代

《文心雕龙》中涉及商代文学发展论述的，有20篇。《通变第二十九》：“商周篇什，丽于夏年。”^[117]又说：“商周丽而雅。”一个“丽”字，包括了商周两代，但周代“雅”的特征更明确，所以我们先以“丽”来讨论商代。“丽”较之于夏代的“缛”，更具光彩，是达到完备状态，甚至可以有所附丽了。所以有《明诗第六》“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118]圆备、彪炳、环深，都是用以形容其完备的，尤其是诗学的完备。而这种完备，也导致了文学发展的一个大的变迁，这就是“文胜其质”，《原道》：“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曰新。”^[119]从黄帝时代的“质之至也”，到虞、夏的质而辨，建立法则体系，到商周的文胜其质，文与质出现了第一次转换。或者说，终于可以说到“文”了。“质”的数代中，平行的空间是有限的，大约是仅可容身的，修辞的运用也是不够普遍的，野老郊童尚且不知，虽然文字的额外容量已经出现，但还不足以造成大的问题，而且人们对其也表示出了相应的警惕，掌握了一些轻重损益的方法，维护平行。而“文”，意味着空间足够广阔，修辞也已经普及，空间的各个位置都有相应的等值，可以做细致的修饰，繁复的礼制就是这一情形的明证。在刘勰看来，文质相当，才是好的平行空间，是恰当的简化和等值，可以满足各种对容量的需求，即便有了额外的附丽，却不影响要表达的主要的“感觉”。就如一棵树长到一定的程度，可以开出鲜艳的花朵了。但是文学真正的完备，甚至集大成，还是到了周代。

商代文学之所以能做到文胜于质，一个根本的标志就是有了明确的“平行物”。《论说第十八》：“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120]“味”，是伊尹创造的一种平行，通过这种平行，容纳天下的事物并加以辨别，伊尹借此使得殷商兴隆。“味”，就是一种“平行物”，在中国美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平行物的出现，也是“文胜于质”的一大表现，是中国美学发展的一个关键。从此之后，先民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平行物，中国美学的发展也日益兴盛。《铭箴第十一》：“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121]成汤为自己造的可有铭言的盘盂，可以说也是一种平行物，借此物来提醒自己不断进步，这较之于黄帝、虞舜对错误的戒惧，更有积极的意义。其实，语言文字本身，都可以说是一种平行物，但其平行程度有高低，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相比，显然不是平行的，而是和日常生活相交的。而伊尹的“味”和成汤的“铭”，可以做天下和圣王的平行物，平行的程度很高，即便千载而下，也依然如此。其实黄帝的“鼎”和大禹的“鼎”，也可以说是平行物，但其容纳能力似乎不如成汤、伊尹君臣的平行物。

此外，还有另一种平行物，就是神话。《诸子第十七》：“按《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兹，况诸子乎！”^[122]神话的出现，也许要大大早于殷商时代。而在刘勰看来，这些都是奇怪的。其实神话是一种特殊的平行空间，是先民容纳自己的一种重要方式，可以说，没有神话，先民得不到完整的容纳。神话恰恰是平行的，而不是相交的。诸子的作品，则受到神话的深刻影响，并借神话来构建属于自己的理想空间。神话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质”的，到了真正“文”的时代，神话的地位反而大大降低。这是因为，神话虽然是先民对其所处空间的简化，可以建构平行的空间来容纳人，但其等值性始终是较弱的。归根结底，是先民简化的能力还是有限的，因而难以在简化之后生发出足够的等值。在黄帝时代，就有了史官仓颉记录历史，说明了中国先民很早就对“等值”有着高度的重视，简化程度有限的神话难以占据更高的位置。当然，这不是说后代文人创作的神话故事也是简化程度有限的，当神话进入到文人的笔底，就不只是像先民那样单纯是为了容纳自己了，文人可以赋予神话更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