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虞舜时代

《文心雕龙》中涉及虞舜时代论述的，有20篇。《原道》：“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97]舜帝的时代，在中国的文学上有特殊的意义。舜帝最早提出了“诗言志”，而“志”是一种对理想空间的向往。也就是说，从舜帝开始，人们的想象力获得了解放，人们可以对尚未实现的东西加以追求。《明诗第六》：“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98]一个“明”字，表达了对“诗”的自觉。《祝盟第十》：“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99]这是通过劳作追求一种四海百姓都得以富足的生活，这也是在追求更高程度的平行。舜帝的《南风》诗，同样是追求百姓生活的安康。尽管刘勰认为《南风》诗还只是“辞达而已”，但这种辞达，已经包含了文学容量的大大扩展。《通变第二十九》：“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100]可见虞舜时代比陶唐的文采更胜。

但是文学空间的扩展，人们行动的丰富，自然也是容易造成各种错误的。《论说第十八》：“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101]文学的发展，虽然有空间不够的情形，但有时也有空间超过人们需求的情况，也就是说有了额外的容量，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这些额外的容量，为其找到对应的等值，也足对空间造成破坏。尧帝时代已经懂得了要避免自满，舜帝时代则对谄谀之言表示了戒惧，臣子对舜帝的谄谀，是为了藻饰其君臣的空间，但事实上则是对空间的破坏，是对等值的违背。文辞本身的额外容量开始显现，而“诗言志”本身，其实也表明文辞额外容量的存在，但“志”表达的是理想的空间，是对额外容量的恰当运用，而谄谀之说则与“志”相反，是额外容量的滥用。额外容量，如果得不到恰当地运用，轻则是违背等值，重则必然破坏平行，使某些方面“相交”。而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简化能力的不足，不能有力地把握。所以刘勰说“虞夏质而辨”，其中的“辨”，就在于对额外容量的发现和重视，当然也包含了修辞关系的明确。

虞舜的时代，开辟了新的文的空间，《章句第三十四》：“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102]较之黄帝时代的二言诗《断竹》，三言诗的出现也意味着文体空间的扩大，诗歌不断从二言、三言到四言、五言、七言，其所包含的容量不断扩大，诗句的结构也发生大的变化。^[103]又如：“寻兮字承句，乃语助馀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104]助音字的使用，也是对空间的某种扩展，这一点在楚辞中尤其明显，而楚辞用“兮”字，使得文体的空间更为曲折迷离。又如檄移，是与敌人之间的空间关系，形成了特有的触觉和修辞，而其大要，无非是提高己方平行的高度，对敌方的平行则加以贬低。《才略第四十七》：“虞夏文章，则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则有赞，五子作歌，辞义温雅，万代之仪表也。”^[105]虞舜时代，平行的空间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社会化也更为铺展。《时序第四十五》：“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106]这可以说是最好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