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与天极模式

朱熹《观心说》：“夫谓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惟精惟一，则居其正而审其差者也，绌其异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则信执其中，而无过不及之偏矣。非以道为一心，人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67]朱子此段强调一个“正”字，得此“正”字，方可论入精微。这个“正”字，我们可由《易传》得到理解。“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68]而此段之关键，则在“尊卑”二字。《周易》重尊卑，辨阴阳，定时位。尊卑明确，阳主阴从，则谓之“正”，“尊卑之正”明，则“时位之中”得。这个“正”字，颇为五经之主脉。《诗经》讲正得失教化、《尚书·洪范九畴》讲大中至正、《春秋》讲拨乱反正，与《周易》所讲的“正”一样，都可归为礼制之正。

殷周之际，立尊尊亲亲贤贤之制，定尊卑之数，甚繁且复。而其中关键，王国维于《殷周制度论》论之甚明。“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69]立子立嫡，为其中最核心的制度，也可谓是尊卑之正的根本，此处的尊卑明确了，以此为标准，衡量于其他各种事物，也就确立了其他事物的尊卑。

可以说，没有尊卑之正，传统宗法制的整个制度就没有办法立起来，制度的大厦将很容易变得倾斜，因而尊卑之正，就是儒家人性修辞的基本原则。但是，仅有这个“正”是不行的。“正”需要维护，也需要开拓。费孝通曾把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称之为“差序格局”，以某点为圆心，如水波般一层层向外扩散。通常，人们对于这一由近而远的结构有很多批评。这些批评的产生，很大原因在于人们关注的重点很自然的顺着水波扩散，往而不返，而没有将圆心和水波通盘考虑。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的时候，大约也是强调扩散的方面。但是在其晚年提出“文化自觉”时，似乎能从中看到更积极的内涵。如果我们将尊卑之正看作整个制度的基本逻辑，那么，这个逻辑需要一定的组织支撑。尊卑决定了组织的方向，组织则保证尊卑的成效，这是儒家人性修辞的基本内容，但不是差序格局所能涵盖。

实际上，在古人的观念里，有一种更为直观的模式。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就是一个明确的“极星—众星”模式。这一模式合乎尊卑，而若没有众星，北辰的方位自然也难以显现。随着天文学的发展，人们对这一模式有了新的扩展。“《吕氏春秋·有始览》云：‘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极不移。’古人已看出，当时的北极星不在北天极上，北极星也在绕天极旋转，只不过它的视运动轨迹所形成的圆圈很小罢了。”^[70]古代思想的发展与天文学的发展是相应的，五行说就有其天文学背景。而极星与天极的分离以及其绕天极旋转，却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孔子那里，极星与天极应该是重合的，众星拱之，所以整个制度也必然以周天子为天极。夏商周的天命转移，似乎很快就确定了新的天极和极星的重合。但是，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五霸竞起，极星与天极已不能说是重合的了。到孔子的时代，王室衰微已久，早已不能主导这个天极了。那么，找到新的天极，就成了人性修辞成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