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洞之后的自由意志
《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只留下了各种层次的空洞，但是失去了人性仪式的人们是否就是一无所有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在大工业剥夺了所有人的人性仪式，在宗教这一赋予人们起源根基的事物衰落之时，人们反而真正获得了某种“自由意志”。在《人性道统论》中，我已指出，人性仪式为每个人划定了善恶的界限，只要有人性仪式存在，善恶就是确定的，在此情形下，人是不可能有选择善恶的自由的。但是工业时代的发展，为自由意志的产生开辟了空间，在没有人性仪式的地方，在一切变得虚无的地方，人有了自由意志。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第二部小说《双重人格》，很早就发现了人的双重性，他用幻想的笔法，展开了戈利亚德金和他的化身之间的故事。[119]就这一点而言，其实与坡的《威廉·威尔逊》十分相似。巴赫金将其称之为狂欢化，将对立的两极集于一体。[120]陀氏最早创作出了这样的文学形象，使得“人”的形象得到一种更加真实地起源，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大突破。但当时的作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那种人性仪式被剥夺后的空洞，而在《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中，他也没有表现出人的二重性。只有到了《地下室手记》这里，双重人格和人性仪式剥夺后的空洞结合了起来，并且，更进一步地运用了“复调”的手法，在短小的篇幅之内，就起源出了整个人性社会。小说第一句就说：“我是一个有病的人。”[121]“有病的”这一定语就暗示了双重性，“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恶意与人，也是双重的，心怀歹毒的官吏，官吏的身份，是一种附加，一种活动，更能将恶意实现出来，后来卡夫卡也写官吏，似乎官吏的形象，更能表现出人性的状态。“我时时刻刻意识到，在我心中有许许多多与此截然相反的因素。”[122]一如我们所知，相反的因素，来自人性结构，而并非“心中”。地下室与地上的房间，就是人性结构中的两个对称，地下室与水晶宫，并非谁好谁坏，谁真谁假，二者是同一人性结构的两个组成部分。当然我们无法要求作者了解这种人性结构，这种形象在作品中得到起源，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馈赠了。作品开始，陀氏只是刻画这种双重性，却并没有给出他所认为的原因。
“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123]这里开始说出了原因，意识到的太多，相反的东西太多，相互抵消，反而有某种稳定性、惰性，自己剥夺自己。“甚至任何意识都是一种病态”[124]，任何意识都是一种双重性，两个对称。任何一种意识本身就是自己剥夺自己的结果，没有剥夺，就没有意识。这也就是双重性的根源所在，是自身对自身的剥夺。“我越是认识到善和这一切‘美与崇高’，我就会越深地陷入我的泥淖以致完全不能自拔。”[125]寄放得越高，等值性越强，那种剥夺感就越强。这种剥夺最终就是一种空洞，《被伤害和侮辱的人们》中那些空洞之内的邪恶与空洞之外的善良在此合为一体了。这一点都不偶然，“而是好像理应如此”。确实，从人性的角度看，就是理应如此。这是人性的意志，但也是人性的矛盾；是“最正常的状态”，也是一种病，但只有陀氏将此清晰地表达了出来。有研究者认为地下室人或者双重性格，是俄国的哈姆雷特，这是不正确的。哈姆雷特是资本主义兴起之初的形象，而地下室人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近200年后的一种结果。哈姆雷特只有痛苦，地下室人则是有乐趣的。
“这乐趣正是出于对自己堕落的十分明确的意识；是由于你自己也感到你走到了最后一堵墙。”[126]所谓堕落，其实就是人性仪式的剥夺，而且明确意识到了这种剥夺，而且如此彻底，是最后一堵墙，是彻底的虚无。“你已经没有了出路，你也永远成不了另一种人……大概你自己也不愿去改造。”[127]成不了另外的人，因为并没有另外的人性仪式供你选择，甚至即便是有，也不愿去获得。“我不相信别人也会这样。”[128]像地下室人的人很多，被剥夺了人性仪式，却也无从寻回，不能将自己重新起源，也不能向别人跨越。这里其实暗示了个体与总体的矛盾，这真是一种呢喃了，而且这是“绝望的乐趣”[129]。被剥夺的快感，无法跨越的快感，悬崖边上的快感，堕入泥潭的快感。这种人不像实干家那样有仇必报，而是一只地下室的耗子。“那里，在那个极端恶劣的、臭不可闻的地下室里，我们这只受人侮辱、惨遭毒打和被人讥诮的耗子，便立刻陷入一种冷酷、恶毒，主要是无休止的怨愤之中。”[130]这是对剥夺的怨恨，但又绝不去解决这种怨恨，不去行动，而是呻吟。“患者的乐趣就表现在这呻吟中……”“你们找不到敌人，有的只是疼痛……”[131]其实敌人就是自己的人性结构，自己对自己的剥夺。牙疼不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剥夺么？而这竟能转化成乐趣，这是哈姆雷特永远做不到的。“我要你们每分钟都感到我在牙疼。”这就是恶意所在，这种恶意不去跨越，却折磨别人，让人感受那种剥夺的感觉。而自然规律是其挡箭牌。“为的是无所事事地坐着太无聊了；于是我就矫揉造作一番。”[132]其实自己也无法向自己跨越，矫揉造作是一种伪造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中谁也不会起源，谁也不会离开空洞，被剥夺了人性仪式的人，靠着对自己的剥夺建立一种剥夺感，并以此快乐。“一种有意识的无所事事。”“我练习思维，因此，我的任何一个始初原因就会立刻连带地拽出来另一个起始更早的原因，如此等等，以至无穷。”其实这就是无休止的自我剥夺，自我伪造，人性的空洞成了乐趣，而且复制空洞。
这样的乐趣，就把思考从双重性、从空洞推衍到了自由意志，并且将这种自由意志建立在对理性的反抗上，对生命的赞扬上，于是空洞不仅不是恶劣，却反倒是某种“崇高”了。作者讨论了对人的真正利益的怀疑，因为“最有利的利益”就是随心所欲。如果人能找到计算愿望的公式，人也就没有什么愿望了。[133]作者表达了对理性的不屑，似乎是理性摧毁了自由意志，但我们知道，摧毁自由意志的从来就不是理性，而是人性，在人性仪式具有统治力的时代，也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意志。地下室人只是看到，人是复杂的，无法计算的。“即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一表现中常常显得很糟糕，但这毕竟是生命，而非仅仅是开的平方根。”[134]生命大于理性，但生命也大于人性么？活下去只是为了满足“整个生命的官能”么？生命恰恰没有这么高的位置。把生命看得过高，也是自己对自己的剥夺，是对人性仪式的占据。今天的中国美学，似乎还犯着这样的错误。“人类活在世上追求的整个目的……仅仅在于生活本身，而不在于目的本身”，“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135]这里作者表现出超常的深刻。但人性结构的纯粹成就，并非二二得四，生活的对手并非理性，而是人性。
“有权希望自己能够做甚至最蠢的事，而不是只许做聪明事来束缚自己的手脚。”人的最好定义是“忘恩负义的两脚动物”，主要的缺点是“一贯的品质恶劣”[136]。存在主义其实就是人可以活在矛盾中，甚至表现恶劣。这里包含了对自由意志的重新思考，对工具理性的反抗，但问题是，这种对生命、存在的倾听，似乎也渐渐演化成了某种专制和盲目。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保住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这是最宝贵的，也就是自由意志，不可计算的自由意志，也就是拒绝通过计算的自由意志，即便这种计算可以达到幸福。有自由意志的人，宁愿选择痛苦，而且似乎只有痛苦才是值得追求的，这就又从乐趣走到了痛苦，看到了痛苦的价值。“廉价的幸福好呢，还是崇高的痛苦好？”[137]幸福可以计算，但“崇高”则是不能计算的。“一个人绝不会拒绝真正的苦难，即绝不会拒绝破坏和混乱。痛苦——要知道，这是产生意识的唯一原因。”[138]俄罗斯人对痛苦有特别的理解，对混乱甚至有些喜爱，在矛盾中找寻自己的乐趣。
“文明只是培养了人的感觉的多样性……除此之外，别无其他。”[139]这个概括十分有力。感觉的多样性，当然包含了恶，这种多样性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但感觉的多样性，必然也是人性的多样性，是多样中的一致。陀思妥耶夫斯基故意躲开了这种一致性，单纯讲了这种多样性。只有碎片，没有整体。“如果活着仅仅为了不被雨淋湿的话。”[140]这是讽刺那些试图建立水晶宫的人，其实也是那些建造巴别塔的人。上帝让人们互相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也是制造混乱。人性中有两个对称，而非一个，这是神性化人性的必然。地下室是为了对应水晶宫，二者在一起，正好构成西方的人性，特别是更为极端的俄国人的人性。“地下室万岁”，“什么事也不做”[141]，但自己对此也不相信，用意识消灭、否定意识，用无为消除无为。“小说里应当有英雄，可这里却故意收集了反英雄的所有特点……”[142]反英雄，就是起源卑微、矛盾、猥琐，这是真正的现代，真正的阳光。但有多少刚走出洞穴的人有胆量相信呢？“我们会立刻请求还不如回到有人监护的情况为好。”[143]这就是回到洞穴，英雄也许只是洞穴内的火光，反英雄才是真的洞达一切的阳光，照到每一个卑微者，给他光明，让他起源。虽然历来的小说都会写到小人物，但通常达不到“反英雄”的程度，波德莱尔也是反英雄的。这些人成了主角，一切就不一样了。要么更个体化，要么更大众化，但似乎都和古典、崇高拉开了距离。矛盾、大众，才是真实的阳光，这也是马克思的时代。宗教之类都破碎了，人同样破碎了，但更接近个体的人性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着深刻的宗教意识，而这一点又恰恰产生在一个宗教开始衰落的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未必不是在控诉这种堕落，但另一面，又是在认可这种堕落，认可自由意志，而且为自由意志找到了近乎崇高的理由——生命，而非宗教！这是很有意味的。陀氏的反英雄确实是某种阳光，但人性仪式消失的地方，却是自由开始的地方。而幻想的、复调的小说语言，正是一种自由意志的语言，不断推着石头上山顶的西西弗，那正是他的自由意志，荒谬也是一种自由，就是这样。自由的语言， 自由的人物形象，因而有了伟大的小说。作家正是如此自由地创作了这些人物，简化了这个时代。自由的时间， 自由的命名，自由的空间， 自由的孤独，自由的起源。被剥夺了人性仪式的人，才有自由的语言和修辞。被大工业剥夺了人性仪式的人自由了，而且有了更自由的想象。所谓想象？就是两种修辞之间跨越的必然途径，是人性结构本身引发的一种能力，无论是一个对称还是两个对称的人性，本身都包含了“平行”，因而也就有了想象。这是想象的根源，了解这个根源，才知道人、语言、想象，都是一致的。戈利亚德金是平行物，两个戈利亚德金更是互为平行物；地下室和水晶宫也互为平行物。简化似乎必然需要通过“分类”，至少先将双重人格的人分类出来，然后再生成。丰富的心理活动，简直是汹涌而来的，不可遏制，毫不枯竭。通过人和言的关系，通过人向人的跨越，起源出这一独特的人物形象。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也许正在于高度的简化手段和平行效果，幻想和现实的高度融合，平行与等值的同时实现，这需要高级的思想。而复调，也正是人性尺度上的差异，虽然相近，但尺度上有差异，这种复调是到处存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最早将其刻画了出来。小说起源人，甚至起源人的思想。当然，事实是，这只是某种更深层次的碎片化，人的意志并未自由，人性仪式的整体并未遭到破坏，依然具有统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