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帝上古时代

《文心雕龙》中涉及黄帝上古时代的部分，一共有16篇。这一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开端，也是文学最早起源的时代。刘勰认为这个时代是“黄歌断竹，质之至也”^[82]，以《断竹》为代表，是最为“质”的时代，质而无文。从简化、平行、等值这三要素而言，有了语言，自然已经有了“简化”，有了最基本的等值。虽然如此，其实当时构造的平行空间，其容量还是十分狭小的，平行关系也不够丰富，似乎还不能很充分地容纳人的存在，比方而言，就如原始部落的人，仅知以兽皮、树叶遮羞，却还没有完整的衣服，所以是“质之至也”。但是，这个时代，却也是开始为人开辟容纳自己的空间的时代。《封禅第二十一》：“昔黄帝神灵，克膺鸿瑞，勒功乔岳，铸鼎荆山。”^[83]虽然在语言上还十分贫乏，却也已经开始“勒功乔岳”，功绩，是对自身的肯定，是对特定等值的表征。人们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有了充分的意识。后人归功于黄帝的各种成就，都可以视为先民在文明之初的业绩。勒碑铸鼎，则是相应的等值表达。这也是以后各种空间、等值的基础。封禅还意味着人和天之间的关系，这个天，也不是自然的天，而是经过人的处理的天，是通过人和天的关系的表达，显示人对自身所处空间的肯定。在这里，出现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天被认定为一个读者，而黄帝是一个作者，通过此种修辞关系，确立了黄帝的功绩，天成了一个平行空间的标志。

《练字第三十九》：“仓颉造之，鬼哭粟飞；黄帝用之，官治民察。”^[84]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录》中提到：“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85]足见文字具有的巨大的简化能力，将一切神秘的事物显示了出来。其实，更重要的是，人通过文字构造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不再受到造化、灵怪的统治。而黄帝对文字的运用，也是对简化能力的运用，“官治民察”，既是是简化的结果，也意味着对官民的容纳，且此种容纳是等值的。当然，空间开辟了，但还不足以很完整的对人加以容纳。《铭箴第十一》：“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86]这是人们竟然已经意识到可能犯下错误。所谓错误，从艺术三要素的角度看，就是对待某些事物时失去了简化的能力，或对平行空间的破坏，或违背了特定的等值。《诏策第十九》：“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87]制性之本，包含了既扩充又含蓄的意思，一方面要不断扩充空间的容量，增强简化的能力，一方面又要维护空间的平行，避免对等值的破坏。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史传第十六》：“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88]对历史的记录，往往就是对人们建造容纳自身的空间的历程记录。在对以下数代文学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情形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开辟空间容纳不同的事物，也就使得各种事物都寻求各自的空间，这就产生了“社会化”的问题，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文体空间，不同的文体空间，也对应于不同的事物。所谓“社会化”，就是说某些文体是为了履行一定的社会职能才产生的，而社会职能其实就与对人的容纳有关，是对一定社会空间的概括，或者是开辟新的社会空间去容纳人，更明确地说，就是各种人与人之间的修辞关系，是人对其所处人际空间的触觉。《文心雕龙》中与黄帝上古时代有关的文体，包括了诗、乐府、颂赞、祝盟、铭箴、史传、诏策、封禅和议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文体空间，窥探黄帝时代的社会空间和空间中的人和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说文学是一种感性的修辞学。

黄帝时代，创制了文字，人们开始可以用文字来营造容纳自己的空间，包容自己的增长。并且已经意识到营造空间时可能犯下一定的错误，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社会化。但其对文字的掌握还是初步的，虽然已经感受到了文字的威力，却还不能充分地运用，因而是“质之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