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下文学的发展
文学或艺术作品，是从人性修辞到文学、艺术修辞的最终产物。《文心雕龙》也正是从对作品本身的触觉出发，去发掘文人的人性修辞的，而他们的人性修辞，和哲人是不同的。在文人那里，所有思想都被还原成了“触觉”和丰富的平行关系，因此文人的人性修辞，并不是由某家的哲学思想决定的。把思想还原为触觉和各种平行关系，反而是文人人性修辞的最大特点。当然，这也是文人“类不护细行”的一个原因，其人性修辞不如哲人那般确定明晰，而是由其对各种触觉的接受决定的，文人是触觉的大主人，又难免为触觉资源的结构所左右。宋、齐时代的“浅绮”，一方面是因为对触觉和平行关系的单纯强调，使得人性修辞和文学修辞之间的距离加大；另一方面，也是触觉和平行关系逐渐脱离哲人笼罩的必然现象，文人要表达更新鲜的触觉，就必然要经历这一过程。但文人还是有王气的，有自己的“仁”，这不是圣人的仁，但却是圣人之仁必有的发展。不了解这一点，往往会造成用哲学史笼罩美学史、文学史的错误。这里需要重申的是，作为文人，刘勰对儒家、道家、玄学、佛学的吸收，也应从触觉的角度来讨论，不能因为他引用过相关的文献，就以此为根据判断其思想渊源。[136]这也是哲学史与文学史之间的距离。文人是触觉的大主人，哲学范围的成就，更多是作为一种触觉进入文学的，不是文人直接的人性修辞。当然，在对触觉的运用上，应该都会追求“能天能人”甚至“圆融”的能力，刘勰未必无此意愿。这里需要特别申明的是，既然文人的人性修辞承接了大量经典中的修辞，这反过来也说明了文学修辞对人性修辞的参与，所谓“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诗教的特点是温柔敦厚，这就是文学修辞参与人性修辞时制造出的人性效果，这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只是《诗经》作为“经”而言，本身就获得了人性修辞的地位。《原道》篇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也表明文学修辞参与到人性修辞的损益中了。文学、艺术，都是人性的参与者，且唯有其参与其中，才能有容纳的能力，才是真正的平行物。平行物也是“人”，人性修辞和文学修辞的关系更像是“对话”，是二者之间的人性言说，如诗歌就是人性与语言的对话，人性修辞的主导性并不是过分刚强的。只是相对来说，文学修辞对文人的人性参与度更高，文人的人性就更不易辨识的，本书认为我们必须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缺少这一点，仅仅依赖我们对《文心雕龙》的触觉，是根本不够的。
刘勰指出，汉代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承流而作”。如《辨骚》：“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137]《明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138]《诠赋》：“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139]《诔碑》：“暨乎汉世，承流而作。”[140]《通变》：“汉之赋颂，影写楚世。”[141]虽然每一时代的发展，都要继承前代的成果，但汉代“承流”的特征更为明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汉代的“承流”有其特点，这就是对触觉资源的充分发掘和利用。《事类》：“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142]这里的“渐渐综采”“捃摭经史”，是“承流”的真实内容。但这种“综采”，主要采取“赋”的形式，在我们对《毛诗序》的讨论中，作为修辞手法的“赋”，带有等值累积的特点，这在汉代也是如此。在汉代，出现了最初的文人群体，但其在初步掌握触觉资源的时候，也只能运用最基本的手段，就是将特定的触觉资源进行累积。《诠赋》：“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143]“品物毕图”“繁积”都可见汉代文学强调等值积累的特点，而我们从汉代的大赋中很容易看到这一点。
汉代这种等值累积的风格不仅在文学上，也表现在政治、经学等各个方面，并且持续了太长的时间。到了东汉末年，随着政治的衰颓，文人的自觉，人们不能满足于这一点。人们开始追求一种更有速度、鼓荡的文学。就像文学创作不能只满足于积累等值的赋，比、兴的手法在汉代文学的基础上开始繁荣起来。《明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144]建安文学重视气息的鼓荡，一反汉代单纯强调等值容量，而把重心放在平行本身，气爽才丽，是高度的平行，不重容量的堆积，而重视情感矛盾的展开，快速而准确，并借此种矛盾推动平行的抬升，使其慷慨俊爽。刘勰此处用纵辔、争驱、慷慨、磊落，都强调一种“速度”。《乐府》：“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145]刘勰对于乐府的评价并不高，因为乐府在表达情感矛盾的同时，并不重视将之导归于正。而曹操父子的作品，用快速的平行展示内在的矛盾，能够增加矛盾爆发的激荡感，但缺少必要的收束，所以虽然“气爽才丽”，但只能得到“杂荡”“郑曲”的评价。《诠赋》：“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146]这里的“遒”“壮”，是建安文学的特点所在。建安文学对速度的重视，甚至也表现在其创作的速度上，《神思》：“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147]而与之相应的，则是汉代文人常常文思较缓，这是有趣的对比。不过建安文学对于速度、鼓荡的重视，也难免带来相应的弊端。《檄移》：“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敢矣撄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148]其文人的弱点也集中显现。《程器》：“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锐以躁竞，孔璋傯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餔啜而无耻。”[149]经过建安文学的一番鼓荡之后，汉代厚重的风格洗涤殆尽，而后代的文学，面对大量由经典转化而来的触觉资源，又难以在风力上继武建安，渐渐走入了绮丽的途径。《明诗》：“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150]晋代文学是在汉代和建安文学的基础上，有所中和，更注重文学形式的组织上、触觉的敏锐上，发掘了文学创作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