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与文人之间
钱大昕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尝慨秦汉以下，经与道分，文又与经分，史家至区道学、儒林、文苑而三之。”[55]应当指出，这种分离，是积极的，是简化的结果，是通过简化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没有更大的空间，就没有办法进行道学、儒林、文苑的划分。从《原道》到《辨骚》，“文之枢纽”揭示了从圣人空间到文人空间的转变。前面我们把中国文学划分为人性文学、情之社会化文学和人性社会文学。我们认为，文之枢纽所论及的文学，都属于人性文学的范畴，屈原以下的文学，则属于情之社会化的文学。明清小说兴盛以后，随着小说从文学边缘向中心的运动，人性社会文学的时代得以形成。当然，就如树的新旧枝条同时存在一样，人性文学、情之社会化文学和人性社会文学在今天都是存在的。不过，人性文学与情之社会化文学的分野并非就是如此明确，正如前面我们对儒、释、道三家人性结构的揭示，我们认为，诸子文学，同样有可以划到人性文学的部分。在从圣人空间向文人空间的转化中，诸子的作用不可或缺。
钱穆指出：“大抵先秦学官有二：一曰史官，一曰博士官。史官自商、周以来已有之，此乃贵族封建宗法时代王官之旧传，博士官则自战国始有，盖相应于平民社会自由学术之兴起。诸子百家既盛，乃始有博士官之创建。博士官与史官分立，即古者‘王官学’与后世‘百家言’对峙一象征也。汉书艺文志以六艺与诸子分类，六艺即古学，其先掌于史官，诸子则今学，所谓‘家人言’是也。”[56]王官学与百家言的分野，最早为章学诚根据刘歆《七略》阐明。然而章学诚本人重史学，虽然认为家学精神衰微，但似乎并未认识到汉儒创制立法的精神所在。“古代旧王官学之总汇在‘太史’，而秦代新王官学之总汇在‘博士’。诗书六艺，是古代的旧王官学，而战国新兴诸子百家言，则成为秦代的新王官学了。”[57]新、旧王官学的划分，很有利于我们对人性史和文学史的考察，新王官学显然带有明显的社会化特征，旧王官学的人性特征更明确。新旧王官学的出现，用刘勰的话来说，就是“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58]。据《汉书艺文志》，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自史官，阴阳家出自羲和之官，法家出自理官，名家出自礼官，墨家出自清庙之官，纵横家出自行人之官，杂家出自议官，农家出自农稷之官，小说家出自稗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重复了这一判断：“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尸佼兼总于杂术，青史曲缀于街谈。”[59]《艺文志》将诸子和特定的职能联系起来，此种观点，在后来刘邵的《人物志》中颠倒了过来，《艺文志》认为特定的职能催生了诸子的思想，《人物志》则在讨论什么样的人适合于什么职能。这一转变也是考察中国美学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根据，《艺文志》的观念表明，它还带有“空间开辟”的特征，但又特别强调了社会化的职能，为“形质积累”阶段做了一定的铺垫。
诸子和职能有关，文体的细分也和职能有关，文体出自经典，诸子出自王官，这是两个方面的社会化，一个可以说是人性的社会化，一个则是文体的社会化。反过来说，我们其实应该将情之社会化文学分为两种，一是诸子的社会化文学，一是文体的社会化文学。儒家天极模式的形成，从孔子开始，经过了孟子和荀子，二者都在诸子的范围内，建立道家天极模式的老子、庄子，自然也是诸子，而诸子也都参与了对礼制的“简化”，从不同方面为秦汉建立了统一的大空间。简化是为了扩大容量，这个容量的扩大，包括了人性容量的扩大，圣人所塑造的人性自诸子这里开始分化，更多的人性形态得以出现，人性变得社会化了，可以说是人性在不同社会领域的重新起源。刘勰认为诸子“述道言治，枝条五经”[60]。“五经”是树干的话，诸子正是其最初展开的枝条。诸子使得人性结构更加完备，人的平行程度更高的过程，也使人性修辞更加完善。相应的，情之社会化文学的出现，其实是对人性修辞的一种完善，是人性修辞社会化的产物。人性史就是各种天极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无不如此，都对人性修辞的完善做出了努力。我们在前面着重分析了儒、道两家的人性结构，其实就《艺文志》所列十家诸子而言，建立起明确天极模式的，也只有儒、道两家，其他诸子的社会性或局部特征更强。那么在文学史的划分上，诸子文学是兼有人性文学和情之社会化文学特点的。
刘勰将诸子按合乎经典与否分为两类，“其纯粹者入矩，踳驳者出规。《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三年问丧，写乎《荀子》之书：此纯粹之类也。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踳驳之类也。”[61]显然，诸子中有不少作品包含了额外容量的成分，而这些作品对于文学史有重要的价值。庄子的汪洋自恣，正表现在其通篇无穷无尽的额外容量上，庄子把握额外容量的能力，只有屈原可以并肩。屈原用情与礼的平行不断激发额外容量的产生，以此承载其满怀悲怨；庄子则以额外容量取代等值建构，用没有等值的方式同样构成一个平行的空间，可谓神乎其能了。诸子是人性的社会化，而诸子文学一方面完善了人性修辞，一方面又是人性修辞的社会化，介乎人性修辞和文学修辞之间，所以一个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人性触觉的文学”。庄子说“道术将为天下裂”，诸子触摸圣人建立的空间，产生各自的触觉，表达出来，就是最初的人性触觉。中国文学有了这一环节，两种修辞之间距离得以进一步具体化，由此更顺利地向文人的文学发展。
《艺文志》把屈原列入辞赋家，而非诸子，自然有充分的根据。屈原的作品并不明确建立某种人性，也不代表特定的社会职能。至于本书认为屈原也可为一子，是他对文学特殊的贡献而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诸子也列为一体，是从“文—象”的角度进行分类的结果，屈原由此得以接上孔子，是“象”的传承。诸子则只能委屈为“五经枝条”了。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将诸子提出放在《征圣》之后，[62]与“宗经并列”，其实是没有理解刘勰的用意。其又将《辨骚》列为文类之首，也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