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陶唐时代

《文心雕龙》中涉及尧帝时代的论述，有14篇。《征圣第二》：“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89]《奏启第二十三》：“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90]《养气第四十二》：“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91]敷奏，有铺陈的意思，是等值的增多，可以更好地填补平行的空间，使空间的纹理更为丰富。到了陶唐尧帝的时代，已经是焕然有了文采。文学的容量开始蓬勃发展，文德开始发扬。这里也提到了“唐虞之臣”，君臣关系，其实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空间关系，这种关系，在君臣的对话中必定表现为一定的修辞关系，君和臣都要表达出自己对君臣空间的触觉。

《封禅第二十一》：“《绿图》曰：‘……万物尽化。’言至德所被也。”^[92]《绿图》相传为尧帝所造，万物尽化，至德所被，则文学不只是对人的一种容纳，甚至对于天地万物，都有了容纳的能力。同时，这也包含了人和万物的关系，其实是人对万物的容纳，天地万物不是人的空间，但人却成了天地万物的空间。人的容量的增加，反映在文学上，文学的容量也扩展了。《通变第二十九》：“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93]说明了陶唐时代容量大于黄帝时代。当然，正如前文所讲：“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总体上，黄帝、陶唐之世的容量还是“质”的，还是刚刚能够满足容量的需求。也就是说，虽然其容量较黄帝时代增长很多，也还是在“质”的阶段。所以《丽辞第三十五》写：“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94]这里说到唐虞，自然也把舜帝时代包含了进来，那时的文辞都没有达到“文”的地步，只是率然为对而已，没有对华丽辞藻的追求。而我们也可从其简单的言辞中看到当时人的观念，如对功罪、谦满的态度，这种态度，表明了他们对其所处空间的触觉，这种触觉，很显然，继承自黄帝时代的“刻舆几以弼违”，而轻重、损益，则表明人们已经掌握了维持平行空间的基本法则，可以对空间中的“等值”加以损益，避免过分的等值构建压缩空间的容量。而对偶修辞的运用，虽然是无意的，却显示了焕乎为盛的特征，这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

在文体的发展中，各种修辞关系更为明确。如《章表第二十二》：“故尧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辞再让之请，俞往钦哉之授，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95]尧帝向四岳征询治理洪水的办法，舜帝任命八元，在这种咨询、任命中，包含了“固辞再让之请，俞往钦哉之授”，这是很明确的修辞运用，也是一种政治的关系。虽然这些并不是写在书册之上，但是君臣关系在每个修辞中都是明确的。洪水在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象征的意义，洪水对当时的生活空间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人们失去了平行的空间，所以要找到重新开辟空间的办法。所以，在那样一个文风淳质的年代，文学直接就是所言之事，直接就是人对空间的触觉。但是，类似与尧帝和四岳之间的修辞关系，并没有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其社会化的程度是有限的。《时序第四十五》：“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96]何力、不识，表明当时的平行空间虽然质朴，但是稍微有的一些文采也足以构建广阔的平行空间，使得野老郊童不必和尧帝四岳直面相对，尧帝虽然没有忘记天下，但野老郊童却不必记得尧帝，后世大概很难再有这种广阔的空间了，或者说，是人均的空间大大缩小了，使得人们不能忘，不敢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