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夏代
《文心雕龙》关于夏代论述的,有16篇。夏代的特点,则在于随着文明的发展,文字的积累,有了较为稳定的形态,人们开始制定法则。《原道》“《洛书》韫乎九畴”[107],《正纬第四》“神龟见而《洪范》耀”[108],洛书、洪范,都是法则之书,说明文明的发展开始形成系统,相应的,文章也开始形成一定的系统。《铭箴第十一》“夏铸九牧之金鼎”[109],九鼎,也是权威的确定,各种空间关系、修辞关系都接近确定。如果说陶唐时代掌握了通过轻重损益的调整维持空间的平行,虞舜表达了对臣下滥用额外容量的戒惧,夏代则有了明确的法则,使人们只能依照法则行事,这也意味着简化能力的提高,“虞夏质而辨”,这个“辨”字在夏代的法则中更为充分,依照法则就能更好地掌握整个空间。
《通变第二十九》:“夏歌‘雕墙’,缛于虞代。”[110]《原道》:“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111]“缛”意味着对空间更多的雕饰,“业峻鸿绩”则说明空间的广阔。在夏代,各种新的空间也得到扩展。《明诗第六》:“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112]“歌”与“怨”,人们似乎有了更多的情感形态,大禹勘定九州,划定了整个空间的规模,所以人们起而歌唱,而五子咸怨,则是由于空间的破坏,黄帝以来始终较为稳定的空间,大禹划定的清晰的空间竟然遭到了破坏,所以“怨”情生起。“情之所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某种情感的出现,其实是人们对所处空间的新触觉。而“美”与“恶”的明确,也与夏代重视法则的特点相呼应,有了一定的法则,才能清晰地划分美和恶。《乐府第七》:“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113]四方之音的出现,也说明整个空间的扩大,这里不再只是野老郊童,而是有了明确的方位,这大约与大禹的疏浚洪水,勘定九州有关。《章句第三十四》:“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114]虞舜三言,此处扩展为四言。虽然空间不断扩展,等值更加丰富,但是人们对平行的把握仍然是较为自如的。《养气第四十二》:“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115]人们在表达自己对空间的触觉时,与语言所具有的容量是相适应的,没有过分牵强地为自己构造平行的空间。因为牵强恰恰会导致相交,反而会缩小空间的容量。刘勰常将虞、夏并称,认为二者是万代仪表,仪表,也有法则的意味。规模、法则的确立,是此际的成就。
而在修辞关系的表现上,夏代同样有了不少发展。《诏策第十九》:“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116]命喻自天,诰命动民,各有一定的等值关系,而修辞手法的运用最直接的就是这些等值关系。“天下之有风”,说明了整个空间中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