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仁与人性结构
朱熹认为,“孔子教人只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含蓄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圣人了。”[71]又说:“孔子之言,多且是泛说做工夫,如‘居处恭,执事敬,’‘言忠信,行笃敬’之类,未说此是要理会什么物。待学者自做得工夫透彻,却就其中见得体段是如此。”[72]“仁”是孔子最重要的思想,《论语》中“仁”字出现有一百多次。但朱熹的学生却认为孔子对“仁”从不“分晓”地说出来,不像孟子那样直接讲出“恻隐之心”“求放心”来得“亲切”。朱熹则以“砂糖”为喻,比较孔孟的不同。“譬如砂糖,孟子但说糖味甜耳。孔子虽不如此说,却只将那糖与人吃。人若肯吃,则其味之甜,自不待说而知也。”[73]《子路篇》:“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74]朱熹为何偏偏以这一段作为孔子的“宗旨”呢?其实,所谓“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离不开一个“礼”字,《论语》中“仁”的不分晓,很大原因在于“仁”是依附于“礼”而言的,“礼”就是“工夫”,把这个工夫做得“透彻”了,就是“仁”。“仁”是贯穿中国美学的命题,也是儒家人性修辞的核心所在。
我们可以说,离礼无仁。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但是“仁”不能离开礼制来讲,即便是宋明理学,仁也不曾离开礼而存在。那些“与自家意思一般”的杂草,也是进入了“家”这个组织的。仁绝非只是“心性”“本体”之学。何为礼?由前文可知,礼就是按尊卑原则对社会、对个人的组织。何为仁?仁就是按一定原则对社会、对个人加以组织的心胸。孔子的仁,实则是为礼制赋予了心胸,使之成为活物。“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颜渊篇第一条)”[75]克己复礼,正是对自身的组织,对视、听、言、动的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则要远离。
心胸越是宽广,则其仁越是透彻。有的能组织一家,有的能组织一国,组织能力的大小,即心胸的大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可说是一个心胸不断宽广的过程。“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雍也篇第三十条)”[76]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正是进行组织的心胸。“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公冶长篇第八条)”[77]子路等人有治赋立朝的能力,但又拘于事物,并不能表现出使礼制成为活物的心胸,所以孔子说不知其仁。
如若此种心胸遍及万物,实则是万物经过了心胸的组织,比如将天地万物组织进八卦之中,而判断吉凶,就是其中的仁心所在了。万事万物一经组织便具有了人的特征,所以此种心胸,我们认为就是人性。人性不是特定的制度,却是各种制度得以创制的动力。礼制具有逻辑和组织的特点,而起根源即在于人性,因为人性同样包含了这样一种结构。[78]
“仁”字有“相人耦”之义,本身就有一种结构性。仁是礼制之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礼制的天极了,周王室是这礼制的极星,而诸侯则是众星。仁心、天极,似乎是无形的,却有其结构,这大约很符合“无形以合”的特点,是天下神器。[79]同时,仁,不同于天命的高高在上,而是可大可小,可上可下的。徐复观在评价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时,第一点就指出:“在中国文化史上,由孔子而确实发现了普遍的人间,亦即是打破了一切人与人的不合理的封域,而承认只要是人,便是同类的,便是平等的理念。”[80]徐复观认为这种平等的理念发源于周初天命民命并称的思想,但这种思想,“究系发自统治者的上层分子,所以尚未能进一步使其明朗化”[81]。而孔子对普遍人间理念的明确发现和实践,自然就是惊天动地了。而从人性的角度看,孔子建立了儒家人性修辞的基本规模,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这种人性修辞。
当然,正如朱熹所说,孔子对仁,并不曾分明去说。而是到了孟子、荀子那里,仁、人性才说得分明了,只不过孟子说砂糖是甜的,荀子则说是有些苦味在其中。孟子与荀子的不同,充分地显示了人性所具有的结构,使人性修辞的各个部分更加明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