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20世纪70年代的大水汪洋恣意，将广袤的赣东北大地拆分成一个个水泽之国。其中一条称作信江的河流，横贯东西，流经一个叫新屋彭家的村庄，营造出一股奔腾而磅礴的气象。遗憾的是，涨潮的信江汹涌无边，每每殃及周遭的村舍和田亩，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一场声势浩大的“西大河”改造工程，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骤然掀起，数万之众的筑堤大军从四面八方赶来，开始了他们改天换地的艰辛劳动。他们挥锄挖土，继而将散发着湿气的泥巴垒上山冈般高耸的堤坝，以便汛期阻挡洪水的侵袭。星月擦亮了他们粗犷的号子和倾斜的肩胛。这是一群舍得流血流汗的庄稼人。
时年十七岁的彭贵主就加入了这支劳动大军。他是替父亲顶这个“劳工”的。父亲彭荣水是大队干部，每天忙里忙外，根本顾不上工作以外的事情。一些体力活自然落在身边唯一的儿子贵主身上。贵主虽为枫港中学学生，但“文革”后期的乱象使其根本无法安心读书，由此他变相成为家里的主劳力。修堤坝在余干口语中叫“作圩”，一家抽调一个主劳力，带着锄头、挑上两只空粪萁便出发了。那时没有挖土机、压路机等机械，全靠人的一双手。
少年时代的彭贵主有力气，人也老实，劳动期间从不偷懒，一担土一担土往上挑，而不像有些偷奸耍滑的人找抽烟或屙尿的借口逃避劳动。彭贵主学不了这些，他有多少力就使多少力，直到有人吹起休工的哨子，他才撂下扁担和粪萁钻进乱哄哄的窝棚。这是一个供几十人睡觉的草棚，大通铺，空气中散发着汗味和脚臭味。起初彭贵主的手上、肩上都磨破了皮，剐蹭的血痕随处可见。但这有何妨呢，劳动总得要付出的。有时他们晚上也得出工，借助清朗的月色，还要干上大半夜。每晚工友们回到窝棚熟睡之际，彭贵主还要点亮马灯看书刷题。他始终没有忘记他的学业。这样忙了一百多天之后，直到年底，他们才可以回家过年。寨上河尽头的那条十余公里的长堤，留下了一个少年挥汗如雨的足迹。从此肆虐的信江安静下来，上万亩粮田在堤坝的保护下得以幸存和自然生长。
彭贵主在村里的民办小学读了四年半书，后升入大队的永红小学。这一年是1971年9月。由于学校在公社机关所在地，离家里有几里路，所以学生要背柴和米到食堂搭伙食。菜则多是从家里带去的萝卜干、柚子皮等咸菜。彭贵主天资聪颖，从小学到中学各种考试，几乎每次成绩都是第一名，从小学四年级起到高中毕业更是年年当班长。由于他的个子和年龄都是班上最小的，以至当年的中学校长段详臣第一次见到他，无不风趣地说，“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彭贵主，就你这小小的个子？”
彭贵主还在村小上二年级时，因为“文化大革命”全国大搞串联运动，学校教学几近荒废，没有课本，也不再升级，语文课只背诵毛主席语录。1973年邓小平复出，开始在全国抓教学质量。彼时枫港公社多次组织会考，发现了一批学习苗子。1974年，彭贵主以全公社语文、数学两个99分稳居第一的成绩升入枫港中学。可惜的是，1976年邓小平再次下台，全国重新回到从前的不读书状态。
枫港中学是一个建在田畈上的学校，时年设有初中和高中，不过初、高中都是两年制。这是个什么样的学习环境呢？据彭贵主回忆，每周有两天半劳动日。学校有几十亩水田和旱地，平时只有一个雇佣的老农在耕作，耕种收割主要靠学生。其他名目繁多的劳动项目还有修路平地，垒土围墙，围绕校园挖壕沟，以及为学校的砖窑厂和食堂挑水帮工等等。不过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寒暑假都需要在家里劳动，所以多艰苦的农活也难不倒他们。彭贵主回忆起当年的学校劳动，虽然艰苦但是却很快乐。
彭贵主就是这样一边劳动一边学习，而且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化学老师卢永胜曾触景生情，在课堂赋诗打趣：“化学作业全做对，甲乙两班仅两人；要问答案在哪里？去问贵主和剑平。”老师所不知道的是，剑平的那次作业也是抄彭贵主的。
这是怎样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他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又在艺术的天地间自由徜徉。他对待学习似乎并不精心，因为一点就通，无须焦头烂额。
彭贵主兴趣广泛，爱好运动，个小打篮球没有优势，所以更多地出现在乒乓球桌旁。小学有个石头砌的乒乓球台，尺寸高低是标准的，那不需要额外花费。乒乓球拍自然都是自己用木板做的，同学下课百米冲刺去争夺乒乓球台，与贵主同龄同村庄的彭印茂，他爸爸养鸭子的，印茂就偷偷地拿鸭蛋卖钱，攒了半年买了两块带皮的乒乓球拍，关系好的同学都能享受，彭贵主自然也在其列。可是好景不长，不到半年，学校开始抓教育质量，彭木山老师怕学生“玩物丧志”，硬是把印茂这副球拍劈碎了！那个年代的一副球拍简直就是学生的巨额财产，这让多少同学伤心流泪。但没办法，彭木山既是他们的任课老师，也是同一个村子的人，他管严一点谁也说不了什么。大概家长也是支持的。
彭贵主更酷爱音乐。在小学他就是文艺骨干，演过刁德一，唱过胡传魁，演革命现代样板戏《沙家浜》第四场《智斗》，他能变换角色一个人对白并演唱，全场一字不落地应付下来。升入中学后他自学笛子，在舞台上吹奏《扬鞭跃马运粮忙》，博得阵阵喝彩。后来又迷上了二胡。这是听过宋乃田老师拉奏的《二泉映月》之后，如泣如诉的旋律以及二胡特有的音色，让他对二胡的痴迷欲罢不能。小学时宋老师是就是他的数学和音乐老师，每次文艺演出，宋老师都担任导演和指挥，是彭贵主最为尊敬和喜爱的老师。并且，平时宋老师也对贵主这个优秀学生十分关爱。幸运的是，彭贵主升入中学的同时宋老师也调入他就读的枫港中学，可谓对他影响深远。
彭贵主后来用竹筒和蛇皮自制了一把二胡，并在宋乃田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进步得很快。在学校、公社和县里组织的各种文艺会演中表演二胡独奏，让同学羡慕不已。对这个有着超然感悟力的少年而言，抱在手上的仿佛不是一把乐器，而是一个有着灵魂和体温的知心人，他们在时空中完成了一次次心灵对白和坦诚的交流。
后来上了大学，他演奏的二胡曲《赛马》还被校广播室在校园广播。这是多么令人自豪的事！大学毕业领了工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把“敦煌牌”二胡，了却了儿时心愿。艺术像一泓沐浴着月色的清泉，将他忧郁的心境洗濯得通透而富有灵气。
是的，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需要借助外力不断提升并告诫自己，才能获得心灵的安宁和慰藉。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宣布恢复高考。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高考从11月21日开始到11月25日结束，当年考生达570多万人，录取27.8万。那是个高考如考状元一样的年代，竞争之激烈令人叹为观止。
1977年当彭贵主得知高考消息时，离考试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他应母校号召返校补习。去到学校，和老师也切磋过做题，但课堂上老师用一节课时间讲解的一道题，他感觉自己一眼就看明白了，他意识到这样上课效率太低，于是便毅然离开学校回到家里自己复习。
11月21日，彭贵主满怀信心地走进了余干县高考考场。他是公社中学的佼佼者，可也是教育落后地区的井底之蛙。这次考试他名落孙山。
首考落榜让他极度沮丧。曾记得考完物理走出考场，老师和同学一起讨论考题，彭贵主讲述了那道物理附加题的解题思路步骤和结果，其中一个老师说就凭他解出这道附加题就可以破格上北大。让人哭笑不得。而在考数学时，他竟然不会计算球体体积，因为没学过，手上的复习资料根本没有这种内容。这样的高考似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题目生疏、短时间备考以及偏低的录取率，落榜难以逆转。
那年枫港乡仅考取了两个大学生，黄建军和陈锦安。另外考取了两个中专生，彭德华和彭加根，他们都是江埠中学的。那是个老牌中学。江埠与枫港隔一条信江。
高考失利后，彭贵主带着失落的心情过了个年，后返回到“西大河”收尾工程的工地继续劳动了一段时间。
1978年的高考时间确定于7月20日至7月22日进行。这是彭贵主牢牢记住的日期。资料显示，该年全国考生达610万人，录取新生40.2万，而余干的录取率是2%。备考也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
彭贵主没有气馁，准备竭尽全力备考。此时，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同学有选择去实力更强的老牌中学补习的，也有同学仍然回到枫港中学补习。彭贵主还是选择了在家自习。在校高中学习期间数学只学到高一，理化没开课而改学农机与化肥，数理化连完整的教材都没有。
于是他去书店补买了数理化自学教材。当其他同学疯玩的时候他在自学这些内容，这是他第一次感觉比其他同学更有信心的理由。此前他又在他舅舅家搜到表哥——“文革”前大学生高国才高考时曾经用过的数理化复习资料，虽然破旧发黄，没有封皮后面还缺页，但是里面大量习题都附有答案。他如获至宝，没日没夜地刷题。1978年高考是全国统一命题，后来还有个高考内容范围的提纲。这样他越发有信心了。
1978年夏天高考揭榜，彭贵主考取了江西医学院上饶分院。这一年，整个枫港公社录取五人，其中四个是老三届的，枫港中学毕业的只考取了彭贵主一个，这也是他的出生地——新屋彭家村第一个大学生！然而兴奋之余他还是略有失望，因为即将踏入的校门并不是他心中的理想大学。而兴奋的原因则是今后将有一份可以按月领工资的工作，那样再也不用赤脚劳动了。只有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一个商品粮身份有多么珍贵。
是的，他像个老农一样在农村吃尽了苦头，作圩、种地、打柴、操持家务，他的青春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几近耗尽。他尤其记得与村里人拉大网捕鱼的日日夜夜，那是风餐露宿最鲜明的佐证——七八个人一张网，一条木船，他们拿河水煮河鱼，陪伴他们的除了沙滩就是明晃晃的日头。夏天蚊虫多，他们用腥臭的渔网裹在身上睡觉。月色朦胧，万籁俱寂，晚风起自水湄之上，将一众疲惫之人的梦境吹向远方。一觉醒来，当天上露出鱼肚白，他们中的几个人将渔获挑回村庄，剩下的人则留下来整理渔网。而刚出校门的彭贵主却心情郁闷，他无暇欣赏河里的月色，也没胃口品尝河水煮河鱼的鲜美。因为他是个有梦想的人，他时刻在筹划着他的奋斗目标。
大学开学的时候到了，彭贵主用扁担挑着被子和书箱，步行四个多小时到县城坐班车。沿途返青的禾苗像一幅壮阔的水彩画，将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紧紧裹挟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