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第一个买卡车的人
范振宽生于1955年，彼时共和国百废待兴。那时他的村子还属于河北省宛平县。1958年，宛平县改名房山县，与该省的通县、顺义、大兴、良乡等五县划归北京市管辖。范振宽出生的这一年，国内依然弥漫着战争硝烟。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2月，大陈岛及外围列岛解放。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国民党残部仓皇逃至台湾岛。
饥馑和贫穷伴随着范振宽的童年和少年生涯。他们兄弟姊妹四个，范振宽排行老三，上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在范振宽的印象里，每逢春节，他家从未放过鞭炮。不是不想放，而是穷得买不起。听着别人家鞭炮齐鸣的热闹劲儿，这个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贫寒之家未免太冷清了。往往这个时候，范振宽几兄弟就呆坐在门槛或石墩上，等着父母为他们做一顿好吃食，那是从平时有限的定量中节省下来的口粮和副食品。过完正月头几天，他们又将面临节衣缩食的拮据日子。这种日子对范振宽而言可谓刻骨铭心。
由于穷，家里供不起范振宽哥儿几个读书。他本人所接受的教育更是以天计算。但范振宽十分聪慧，常常语出惊人。他总在挖空心思试图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家庭环境。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983年，28岁的范振宽做了一个惊人决定：买卡车跑运输！
这应该是个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在经过市场调查后，他高兴地看到北京的建筑工地逐渐多了起来，而建楼盖房所需的砖石更是供不应求。虽然国有运输公司承担了大部分运输任务，但是缺口很大，急需外部力量填补这种空缺。有个细节范振宽看在眼里，他发现那些国有运输公司的司机架子都很大，而且到点就下班，工作时间之外不会多拉一块砖。这无疑给私家车提供了可乘之机。然而，范振宽同时发现，国有单位盖房基本不用个体户的车，他们信不过个体户，也嫌他们势单力薄、撑不起场面。
抓住这些问题，范振宽并不急躁。他首先要解决卡车问题。
没有钱买车，他就找关系从银行贷了5000元，将一台二手4吨的大卡车开回家。他不会开车，暂时也不想学，而是专门从河北涿州找了两位司机。其中阮姓司机是个复员军人，在部队是卡车司机。另一个司机姓李。他们驾驶技术都很过硬。范振宽给两位司机每人每月开400元工资，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两人倒班，歇人不歇马。范振宽包他们吃住。
贷款买完车，家里连买汽油的钱都没有了。这依然难不倒范振宽，一个字：借。他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几十块钱都买了油，将油囤在家里，用油布盖上。这样一来家里更不敢放鞭炮了，怕引燃油桶。好在打小就习惯了不放鞭炮的日子，现在是个有车的人家，日子比过去有盼头，此时的冷清和彼时的冷清可谓天壤之别。
1980年代的中国农村，正在推行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更多的农民尚在自己的几亩田地大做文章，期望在未知的土地上找到致富的捷径。而此刻，范振宽反其道而行之，他努力走出这块土地，成为村里第一个贷款买卡车的人。他看到比种庄稼更有前景的致富手段。他内心期待着。
与此同时，为了出行方便，他买了两辆旧自行车，一辆拴在永定门火车站，一辆拴在丰台火车站，便于进城跑业务。那两辆自行车旧得不能再旧了，骑上去嘎吱作响，没人会惦记。范振宽一下公交车，就骑着它满城里转，渴了饿了，就在路边买几个火烧或油饼，顺便要一碗开水喝。在他的反复打探下，他掌握了一个弥足珍贵的消息源：环卫公司盖厕所以及老百姓家里盖房，需要大量的砖，他们愿意跟个体户合作。范振宽乐得一蹦三尺高。
4吨的车，一次性可拉2600块砖。每块砖售价4分，刨去运费2分，范振宽每块砖可净赚2分钱。一车砖就是52元。他和司机每天至少要拉五六车砖供应各个建筑工地，自己装自己卸，一天下来总是蓬头垢面，身子也累得像散了架一样。
这台4吨载重卡车在两年之后完成了它的使命，范振宽以一万元的价格把它卖出去了。光车钱就赚了五千。他继而拿出三万五千元又买了辆5吨的卡车，雇的还是那两个师傅。
生活就这样在日积月累中不断焕发出新的光彩，老范家在三小子的经营下翻了身、有了底气。很快，女儿出嫁了，小子们也一个个成家立业。其中，范振宽相中了邻村兴礼村的姑娘修淑连，姑娘比范振宽小一岁，恰如她的名字一样贤淑温良。婚后夫妻俩生了两个儿子，分别取名范旭和范革。爱情的滋润和家庭的温暖，带给范振宽无穷的动力和生活的信心，日子越过越有滋味。是的，老范家不但要经营好一个个小家庭，还要维护好整个大家庭。在范振宽的提议下，兄弟仨不分家，并约定共同赡养老人。几十年来，这个庞杂的大家庭业已枝繁叶茂，无论贫贱富贵，始终牢牢团结在一起。
在生意上急需人手的当口儿，范振宽把哥哥范振芳和弟弟范振和带出来跑运输。1989年，哥仨一口气买下3台东风牌汽车，每台四万八千元。这一年北京放开了私人运输，兄弟们的劲头更足了。春夏之交的一个午后，范振宽收工回家路过长辛店，见一部队执法人员因某路人没有出示身份证而对其大打出手，血气方刚的范振宽看不下去，上前喝止打人的人。这一出面不要紧，对方开始将矛头对准多管闲事的范振宽。数人把范撂倒在地，对其拳打脚踢。空气中甚至能听见骨骼断裂的声音。这一顿暴打，让范振宽在家足足躺了半个多月！
身体恢复之后，范振宽重新投入了紧张的劳作中。1994年，弟兄三人投资三十多万元，再次添置了3台“龙江”牌卡车，每台一次性可载25吨货物，相当于一万块砖。提新车的时候，范振宽叫上七八个人一同上路，三十多万元现金都绑在几个得力的人身上。他们从北京坐一天一宿的火车直达齐齐哈尔，之后在黑龙江省泰来县监狱工作人员的接应下，完成了车辆交接手续。
次年，范振宽拿出三十七万多元，又买了一台8个轮子、21吨载重的“斯太尔”大卡车，开始了从运输建筑用砖，到运输水泥和煤炭的多种经营，运输范围也从北京拓展到山西、陕西等省份。他的野心像一头豹子，在空旷的山野横冲直撞。
1996年，政府倡导老百姓发展养殖业以实现家庭致富。范振宽积极响应号召，在村里租了8亩荒地建养猪场，期限是30年。这座存栏2000头生猪的猪场，为范振宽拓宽了致富渠道，也为村民做了表率，他们纷纷上门求教，学习老范家的养猪经验。村民种地每亩须交50元农业税，范振宽一口价，每亩给村里400元。当时农村的“三提五统”成为压在农民头上的巨石，却无能为力。范振宽出手阔绰，村里当然愿意，期望他这个纳税大户带领更多的村民发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