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打工的日子

在上海打工的日子

转眼间程文章到了结婚的年龄,恰巧北京的大哥帮本乡的战友寄了东西回家,程文章帮忙送到其战友家中,被战友的家人热情接待,非要给程文章介绍对象,后来经大哥战友家人的介绍在本乡黄芽村给他找了门亲事。

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婚后不久小两口便与父母分家了。这是农村传统习俗。来年他们便有了儿子陈京辉。昔日的少年一下就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这是之前在父母身边所体会不到的压力。

打不了铁,也挖不了沙,程文章突然萌生了到外面闯荡的想法。那时候的农村已经有人想在程文章的前头了,他们要么兄弟结对,要么夫妻相随,去往很远的外省打工创业。其中樟山村女子程清香就和老公及小叔子在上海打拼。程清香每次回娘家都或多或少地会讲一些外面的稀奇事,羡煞那些土里刨食的年轻人。他们多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以期改变眼下穷困的日子。

1989年盛夏的一天,程文章在黄金埠镇赶集,正好遇到边山戴家的一个熟人。攀谈中,他得知对方正在上海捡废品,这次特意回家割禾,割完了马上回上海。这个消息令程文章怦然心动,遂央求老乡也带他去闯闯。老乡很爽快,当即答应了他的请求。

程文章为此激动得几夜没睡好觉。待忙完收割和栽种的事情之后,他便和边山戴家村的老乡夫妇出发去上海了。他在心里有个初步规划,等自己站稳了脚跟,也把妻子带出去。

然而现实远没有那么乐观。

老乡夫妇在上海将程文章介绍给一家废品收购站之后,便同他分别了。他们还有另外的废品收购业务。在此过程中,程文章找到了同村人程清香,夫妇俩对初来上海闯荡的同乡很热情,请他吃饭,还安排他同程清香的小叔子曾雄一起住。曾雄在上海曹安路一家电瓶厂上班,经常值夜班,程文章就住在他的宿舍里。

接下来程文章开始了他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在接近四十摄氏度的气温下,他冒着烈日,为收购站处理那些杂乱的纸张以及有着刺鼻气味的瓶瓶罐罐。脚崴了,手划伤了,抑或污渍泼洒在身上,他全然顾不上。他必须得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老板交代的任务。这是之前在老家所未曾体验的劳动强度和精神煎熬。他隐约觉得,这似乎不是他外出打拼的理想状态,这里让他看不到希望。

至此,在废品站做了三天,他便不想干了。为了拿回应得的报酬,他没有跟老板直接提辞职,而是谎称要出门办事,希望老板给他一些钱。老板似乎看出一些端倪,犹犹豫豫地给了程文章十五块钱。

程文章辞别他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转而骑上边山戴家村老乡没有轮胎、只有钢圈的破旧三轮车,出门找第二份工作去了。虽然颠得屁股痛,但他心里是快乐的,因为他自由了。

程文章在上海的第二份工作,是应聘精神病院的安保。

很顺利,他轻易就通过了。看来是急需要人手。院方安排他到郊区松江看管一群精神病人,月薪一百五十元。这是一份富有挑战性的工作。

扔下破三轮车,程文章坐上舒适的公交车,一路摇晃着来到几十里远的松江。这里的环境与老家余干相仿,唯一的差别是有一份轻松的工作等着他,而且还有工资。这样干到年底,他或许也可以体面地回家过个年。

精神病院有几百个精神病人,每天呼啦喊叫的,像个热闹的交易市场。院里只有老板、厨子、护理和程文章四个正常人。但老板毕竟是老板,长期待在上海城里逍遥自在,只是偶尔下乡视察一下。这样,程文章便成了精神病院真正的主角。

他管理病人有一套:指使病人管病人。他将病情较轻的、听话的病人挑出来,作为一股力量参与日常管理。这些参与者的积极性很高,感觉受到重视,做起事来十分卖力,有时还会私下向程文章打小报告,检举某人的罪状。只有在病情发作时,他们中的部分人才会陷入难以抑制的虚妄和焦虑之中。事实上他们也是亟需关心的一群人。他们失去了爱情、家庭、事业,失去了自由,只剩下一具肉身呈现在空白的时间里。这是多么无助而残忍的现实。

头几天的兴奋过去之后,程文章安静了下来。他陷入了像精神病患者一样难以言说的苦闷和焦躁中。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开始以写信抒发苦闷。他给远在北京当干部的哥哥程金章写信。在这个世上,或许只有亲爱的大哥能听见他的倾诉。相应地,他也经常收到大哥的来信,大哥鼓励他,给他讲部队以及北京的新鲜事,讲得程文章心花怒放。

精神病院的护理是个女孩儿,长得白净、耐看,家在上海。平时程文章与她交流得最多。年轻人惺惺相惜,互生爱慕。“出门她总给我撑伞!”留在程文章记忆里的画面总是那么温馨。然而他是个有家室的人,并不想节外生枝。一次,厨子闲来无事,打趣地问他:“护士对你有意思知道吗,你干吗不主动些?”程文章听了只是笑笑。

是的,眼下对程文章来说,重要的是找一份比在精神病院做安保更体面的工作。这样或许更现实。他始终怀揣着出人头地的梦想。他知道亲人们都在等着他的好消息。

打定主意之后,他果断向老板提出辞职,同时向他要回身份证并结清工钱。第二份工作他依然没干满一月。

上海人素来精明,对程文章的要求一口回绝,并扬言,再啰唆就找人收拾他。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哪受过这种侮辱,当即从市场买了一把水果刀,几经周折打听到了老板的家。当他敲开老板的房门时,老板一脸横肉地出现在他面前。

“请把身份证和工钱给我!”程文章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跟你说过多遍,没干完一个月,一分钱也没有!”

“那我二十多天就白干了?”

“那能怪谁?只能怪你自己。滚!”老板见多识广,并不惧怕找上门来的穷小子。

程文章恨不得跟老板拼了,他见不得对方骄横跋扈的样子。但最终还是理智止住了他。这时又听见老板要报警,程文章更胆怯了。他纵有刀具在身,却没有使用它的决心。何况他的本意是想吓吓对方,哪知对方并不买账。最后,程文章只能拿回自己的身份证,工资一分也没拿到。他低头了。乡下人骨子里的懦弱和厚道,在罪恶的资本面前毫无抵抗之力!

接下来他又找同村人程清香大姐去了,同他们一家吃住在一起。这个温暖的港湾让深受欺凌和打击的程文章得到了安慰。不日,他买了张火车票,北上投奔哥哥去了。这天,程清香一家人到车站送他。在火车即将开动的刹那,程文章将手心里攥了好久的一百块钱从车窗扔到了程清香爱人的脚下,说是这段时间的伙食费。程清香爱人大惊,快速捡起钱又扔进了车厢,直至目送程文章离开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