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侦查文化、侦查法治的剧集越来越多,宣传了国家法治
在上述涉案剧中,不乏我国古代相关剧集,如《少年包青天》《大宋提刑官》《神探狄仁杰》,即将我国古代侦破案件高手包青天、宋慈、狄仁杰的故事搬上荧幕,虽然为了赢得更好的传播效应进行了改编,使之更符合观众口味,但总体而言还是还原了当时的情形,不仅弘扬了古代侦查文化、彰显了个人魅力,还为现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成为法治的萌芽。
2004年《宪法》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之后的涉案剧也越来越体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关怀,如《谜砂》《刑警队长》等,展示了侦查法治化的过程,也是对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积极回应。而《人民的名义》更是将法治摆在首要位置,剧中经常会表达这样的意思:任何人无论职位多高,功劳多大,有什么样的后台,一旦触犯了法律,必须受到法律制裁。铿锵有力的言语,展现了打击贪污腐败的决心,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决心。凡此种种,都是对国家法治的宣传,有助于提升大国形象。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剧中一些侦查手段暴露了秘密,产生了负面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剧集都运用到了基本的侦查策略、侦查措施和手段。例如,在《重案六组》系列连续剧中就表现了各类策略,如引蛇出洞、以静制动等,而《刑警队长》《余罪》《心理罪》中更是将一些秘密较强的措施、手段暴露在观众面前,包括摸底排队、被害人辨认(说服过程)、诱惑侦查、卧底侦查、守候监视、跟踪等。[5]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通过网络侦破的一些手法,典型的如手机定位与追踪等,显然这些都违反了侦查工作的保密原则。
虽然反映专业警察的技术倾向的情节可提高剧集的可看性,[6]但是值得思考的是,上述措施能否暴露在广大观众面前?并且“有心人”获取信息途径变得更宽泛,这种秘密的公开需要进一步考量。2009年5月23日,银川市西夏区警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其如实供述了2009年4月以来在西夏区火车站铁路小区周围持刀抢劫16次的犯罪事实。王某还交代,他从一些公安题材的影视剧中获取了公安机关破案的过程,并掌握了一定的反侦查措施,比如,在作案中戴假发、眼镜,且不与他人结伙,以此干扰民警的侦查视线,逃避打击。[7]也就是说,部分涉案剧并未把握一个度,无形之中暴露了侦查措施,增加了侦查人员的侦查难度,产生了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