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并不一定要求过于严谨地表现出执法规范

这种不规范并不一定都是错误，因为如果将不相符合的情形全部定义为错误的话，那么不仅显得吹毛求疵，而且艺术表达会大受限制并严重影响电影效果。所以，两者之间所要寻求的是一种平衡，艺术表达在合理范围内允许有一定的偏差，一方面，这种偏差不是原则性的，是可以接受的，也是无伤大雅的，同时也是与追求不规范相区别的（在界定法治社会下警匪片中有论述）；另一方面，这种变通性表达对艺术表达是有一定帮助的，能更好地帮助影片创作建构。这样一来，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可以容忍的并且不违背原则的叙事情节，能够提升影片的艺术表达内涵与情感。

例如，《反贪风暴3》中两地合作的艺术创作有一定的问题。该片属于合拍片，对于内地与香港合拍片来说，不外乎内地取景、内地演员参与等形式。^[6]不过作为合拍片的《反贪风暴3》还体现了内地与香港权力机关的合作，即内地人民检察院和香港廉政公署合作侦办贪污犯罪的情形。内地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洪亮到廉政公署开展工作，说已经和廉政公署上级打好招呼了，希望配合。原因是张鹏副部长几十亿黑钱经过香港中转，其情妇招美欣会来香港，如果出现，望提供线索。同时说，张鹏副部长出海去香港，无法追踪，要求廉政公署发现则通知我方。从艺术创作来看，上述情节没有问题，两地合作派员沟通再正常不过了。但从执法现状与规范来看，影片中的情况可以不必派员去要求配合，只需要通过函的方式即可，尤其是粤港两地的执法合作逐渐趋于成熟，而且这里只是需要对方提供行踪，就更没必要派员参与或协商（当然重大案件派员也是一种权力）。影片呈现这一情节，有故意之嫌，为了突出合作而派员去对方。从执法角度来说，虽然没有很大的偏差，但不符合执法效率。不过影片展示该情节，从艺术表达来看，能更好地说明两地高层已经开展合作，营造出一种执法合作震慑犯罪的氛围，其实无可厚非。电影作为主观的视听形象表现，人的出现从各方面来说都更好地表达。这种小“毛病”是可以接受的，其存在反而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性。不过，对于小“毛病”，我们需要综合来判断，实为影片创作、审核过程中的一大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