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就警匪片中侦查合作片段展示的艺术创作要求
近年来，在内地警匪片或涉案剧中越来越体现出了侦查合作，这些影视剧中体现了与其他国家的侦查合作，并且与现实有所冲突，详见表2.1。
表2.1 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关于侦查合作的影视作品
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影视剧中的侦查合作的表现形式为：派员参加、独自行动或联合行动；或派员带人或沟通。但稍具专业知识的人员能够判断，这些影视剧中所体现的侦查合作与现实存在冲突，如影视中的独自行动违反主权原则、影视中的派员带人违反法律规定、影视中的派员沟通不符合实践做法。从电影学角度来看，这些做法是因为电影的叙事、表达的情感、引人入胜的情节需求以及合拍片客观需要。从侦查合作角度来看，现实与法律本身就有冲突，更何况影视与现实、法律的冲突？目的在于取得平衡点，在现实的、正确的基础上融合，详见表2.2。
表2.2 影视与现实的平衡
电影创作需求和侦查表现冲突与融合告诉我们，电影在最后成片过程中，需要多方专家进行把关，不仅是法律、侦查法治上不能有明显错误和不合理之处，还应当考虑哪些环节是必须存在的、是为叙事、情感表达服务的，哪些是可有可无的，为最终剪辑提供意见。这样下来的影片才真正达到专业水准。
【注释】
[1]李冰雁：《香港电影的文化记忆》，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92页。
[2]吴昊：《香港电视史话》，次文化堂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161页。
[3]《廉署法定权力》，载香港廉政公署官网：https：//www.icac.org.hk/tc/about/power/index.html，2019年3月6日最后访问。
[4]《关于联合财富情报组》，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官网：https：//www.jfiu.gov.hk/sc/aboutus.html，2019年3月6日最后访问。
[5]罗卡、吴昊、卓伯棠：《香港电影类型论》，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1997年版，第155～162页。
[6]刘辉：《港片的消逝与“新香港电影”的浮现》，载《艺术评论》2010年第8期。
[7]许乐、阳宗原：《港式情怀与内地认同：解析〈拆弹专家〉的类型元素》，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8]秦俊香：《中国电视剧类型批评》，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115页。
[9]白惠元：《邪魅硬汉：近年中国警匪片中警察形象的男性气质》，载《电影艺术》2018年第2期。
[10]徐巍：《江湖伦理、宿命轮回与现代法制——40年来香港警匪片价值观念的演变》，载《电影艺术》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