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9·18大案纪实》的分析
《9·18大案纪实》是第一次由真实警察主演，当时任开封市公安局局长的武和平，不仅以警察身份参与主演，还担任了编剧的工作，后来他当上了职业作家。《9·18大案纪实》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公安部政治部联合录制。河南省开封市博物馆69件明清宫廷御用瓷器、玉器一夜间不翼而飞，博物馆内八个红外线报警器被破坏，展厅内八个展柜被撬，值班人员没有丝毫察觉。这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馆藏文物被盗案，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惊了海内外。人民群众自觉地走了出来积极支持破案，古城的警察们也破釜沉舟，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物证涉及了山山水水角角落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们调查了上万个企事业单位，翻阅了成吨的资料，调查了数十万人口，走完了十余万公里的路程，并且走出了国境完成了与国际刑警组织和境外司法机关的接轨。终于，在全国公安机关及港澳司法机关的鼎力协助下，四名主犯、三名从犯一一落网，68件流落到海外黑社会手中的国宝也得以完璧归赵。开封的警察们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全国公安一盘棋、大刑侦、大协作的有益尝试。
《9·18大案纪实》片头一开始便展示了有关情况：本片根据事实创作而成。剧中警方人员均由侦破此案干警亲自扮演，除四名主犯外其余涉案人员姓名均为虚构。黑白资料片由警方提供。谨以此片向“9·18案”侦破工作的全体公安干警致以崇高的敬意。
1992年9月18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馆藏文物盗窃案发生在开封博物馆，早上8时工作人员开门时，发现展品不见，工作人员没有开展馆的门，保护了现场，并迅速闭馆，不接待游人，这些都为侦查人员开展侦查提供了保障。下面我们从现场勘验、调查访问、案情分析、跨境合作、讯问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现场勘验
虽然工作人员保护了现场，但一开始的镜头便展示侦查人员直接进入，并没有戴鞋套，是一个败笔。通过现场勘验，发现犯罪分子撬开了8件展柜，盗走70件文物——明清宫廷用的，含32件玉器、38件瓷器，其中一级文物7件、二级文物52件、三级文物7件等。犯罪分子戴手套用玻璃刀作案。8个报警器被红布盖起来。
查出入口：玻璃窗打开，犯罪分子从墙上玻璃窗进入现场。盗窃后原路逃跑。
中心现场勘验：发现了痕迹，即展柜上有一个“脸印”以及地上的脚印；也发现了物证，即留下了报警器上的红布以及票夹、玻璃刀等。
侦查实验：关灯，模拟进入中心现场，并且以紧张状态、放松状态来用红布盖上报警器，看所需时间用以判断。将结果报公安厅，大成功必有大破绽。对于现场存留的细小微量物证，必须谨慎发现。
（二）调查访问
调查职工上下班情况。问到值班情况、昨晚异常情况。凌晨2点多钟警犬乱叫。职工说，9月16日决定把警犬拴住，9月17日职工大会宣布这个情况，职工大会由本馆人员参加，没有外馆人员，所以对拴狗大家都清楚。那么，这一点能反映出是内盗吗？单从这条信息无法判断，有可能是内外勾结，也有可能就是外盗，所以，还要进一步从其他方面进行分析。
（三）案情分析、进一步调查（及结果）
成立“9·18案”临时指挥部。从多次现场勘验的分析来看，作案分子进入中心现场路线明确、方向直接，但看似熟悉现场，实则不熟悉。三个不知道（不熟悉）：一是不知道博物馆的具体位置（翻墙跳到隔壁单位的院内，这点可以从隔壁单位院墙有跳下来的足迹脚印证明）；二是对展柜具体情况不知道（一开始的展柜没有弄开，脸贴上展柜玻璃，有印痕，判断身高）；三是不知道博物馆旁边是个公司（公司员工看到，假装睡了，听到开车来作案，后经过实验辨认，是小车）。但可以分析出：作案人作案工具明确，自制撬棍，动作熟练，符合惯犯条件。作案人对报警器有研究，但对红外线知识了解不多，不具有职业特征。
下一步计划及持续调查、分析：第一，想到开车作案，可能是外地，应该会住宾馆，于是查了登记在册的住宿人员。第二，作案人员似乎对博物馆内路线不太清楚，猜测可能是通过白天观察踩点。这和查住宿人员时发现的人的条件吻合：某宾馆房间能看到博物馆。第三，通过电视台广播，通报情况，希望得到广大群众的线索。第四，查作案工具。如蒙着报警器的红布，现场发现的玻璃刀、票夹。红布不是开封生产的，开封也没有销售，以开封为中心查找。结果是，玻璃刀分布在长江以北5个省区，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石家庄、湖北武汉；而票夹分布在长江以南各省，也包括湖北武汉。于是两个物证的交叉点在武汉，而且在中南商业大楼出售这两种物品。第五，郑州市公安局提供线索表明，几天前一辆白色桑塔纳被盗，金桥宾馆住户之一自称是“唐国强”（与明星同名）引起注意，其身份证上显示的出生日期为600606，即1960年6月6日出生，而这一名字在开封某宾馆也有登记，恰好就是能看到博物馆的宾馆。至此，锁定犯罪嫌疑人唐国强，犯罪团伙是先盗车后盗文物。抓住任何一个就能破获全案。
就上述调查，25个人画像交叉辨认，同一笔迹出现在2个地方，分析犯罪嫌疑人有四名，分别为：（1）陈纳德（后证实是刘农军），犯罪团伙最活跃之人，首犯，善于交际，个性外向，自信（自诩为教授）。而经查，陈纳德（Chennault）是美国陆军航空队少将、飞行员。[5]说明刘农军将其奉为偶像。（2）林沙（后证实是刘进），犯罪团伙不太活跃之人，军师，性格内向、沉稳，诡秘狡诈，驾车技术高，对车痴迷（这为今后被抓获埋下了伏笔）。（3）李军（后证实真实姓名就是李军，无化名），犯罪集团后勤保障之人，听命于首犯。（4）唐国强（后证实是文西山），与影视明星同名，他奉唐国强为偶像。身体健壮，攀登能力强，是他直接进入现场，属于惯犯。
下一步前往武汉调查。发现：中南商业大楼（两个物证卖场）、武汉军区（车牌号）、武汉铁路局（住宿登记地址）、武汉大学（自称历史系教授）一条线过来才3公里，绝不是偶然。犯罪团伙要么熟悉这一带，要么居住地就在这一带所以经常活动。想到之前中南路一带有个盗车团伙，偷了桑塔纳车。被盗车牌号K431008，路上发现后找电话通知。因当时办案没有手机或者其他方式，技术的落后延误战机。后发动警力在各重要路口布控、堵截。片中说2个小时后全部布控完毕，一方面当时不是所有路口都有监控，无法追踪车辆路线；另一方面长时间布控完毕，也是因为之前没有电话或其他方式通知延误了时间、路口没有监控需要人力布控，可以想到过去技术设备落后的情况下，破案之艰难。
投案人到公安机关投案，说犯罪团伙在广州，可能要逃跑，还有一个秘密地点：西坑，可能在那儿。所以一方面，发布通缉令，并迅速在海关、口岸、机场等地布控，以防外逃；另一方面，组织精干力量到西坑抓捕，将投案人一同带到西坑，但人去楼空。不过在住处，案犯遗留有文物清单，经有关专家核对，确系开封博物馆被盗文物。广州守候多日无果，只得再回到武汉监狱，再次讯问关系人，希望得到犯罪嫌疑人的下落。其中一人交代去年9月来探监的有刘农军和文西山，而文西山也在宾馆登记之列。经查是广西人，联系当地警方前去抓捕，但等警察到了，却不知所踪。准备冒充调查计划生育的人，因为文西山生了三胎，当地警察提醒进屋后不要说话，以免暴露外乡口音，而且村子人多，发生冲突就很麻烦（这些准备工作在不少剧中也有体现，看来与现实无差异）。而在广州的民警也同步开展工作，对犯罪团伙的落脚点、关系人逐个排查，由于广州外来人口多，查人难度大。后找到一个广东老板，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在武汉监狱三审冯江，得知文物已经到了澳门，于是有了跨境合作。
（四）跨境合作
本案的跨境合作，一方面，开封市公安局前往澳门司法警察司，请求协助。通过广东警方帮助，因广东、香港、澳门三地警方有着长期的治安联络会晤制度，三地警察经常联手办案，配合默契；另一方面，请求国际刑警组织中国中心局（剧中没有国家二字，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发出对犯罪嫌疑人（刘农军、刘进、文西山、李军4人）的通缉令，中心局同意发出，缉拿四名案犯归案。剧中展示了红色通缉令文书样式：抬头是通缉国际罪犯（逮捕以便引渡），右上角是红色通缉令标识。
1993年1月4日，开封市公安局一行过境前往澳门，有关资料和公函由公安部、广东省公安厅直接办手续移交给澳门，希望能协助查获犯罪嫌疑人和文物。果然在澳门找到刘农军朋友，说出了他的地址，他躲藏在青岛。和青岛市局联系，不到3小时在青岛就将其抓获。这次的跨境合作显然是成功的。后来，澳门司法警察司发出函，广东省公安厅：贵方委托我方代为寻找的7件文物已经找回，请通知开封市公安局速派员赴澳门核对。由此观之，澳门司法警察司在当时主要还是和广东警方联系紧密，而且都是直接与广东省公安厅对接。当然，随着澳门回归以及内地的警务工作快速发展，除了粤澳联系紧密外，香港、澳门与其他省份也逐渐加强了联系。至此，通过跨境（还有全国范围内的跨区域）共追回了68件文物（武汉查获被盗文物5件、刘进家属交回1件、广州缴获55件、澳门警方移交7件）、罪犯损坏文物1件，丢失的文物共69件（之前说的70件不准确）全部找回，无疑这得益于跨境跨区域的合作。该案不仅是与国际刑警组织、澳门警方的联系，还有全国范围内的吉林、湖北、广东等省份之间的联系，协同办案的理念体现出来。
（五）讯问
1993年1月9日，在青岛逮捕刘农军之后，开封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立即派人赴青岛就地组织突审。这是为了抓紧时间，突出效率。而针对刘农军自大、狂妄特点，问他怎么与文西山联系，他说就算说了也找不到，他只接我电话，而且你们没有人证、物证，定不了我的罪。侦查人员说，反正你说了我们也找不到，你不如说出来。结果刘农军说出了在金河饭店会来个电话。侦查人员让关系人接电话，谎称刘农军生病，套出了文西山在吉林市劳动局招待所，准备17日中午1点左右在青岛火车站见面。得到消息后，开封市公安局联系吉林市公安局封锁招待所所有出口，一举抓获了文西山。
1993年1月19日，文西山被押解至开封，通过连夜突审，问出李军的藏身地。这次使用了和上次同样的策略，其说出了李军在吉林的藏身地。1993年1月20日，李军被捕。
刘农军的性格不仅在审讯阶段表现为自大自信，就在审判阶段审判长问的时候，他说对他的指控不属实。首先，他不是犯罪集团的首犯；其次，他没有指使他人去做这些事情。正是通过对犯罪嫌疑人人物性格的分析，有针对性地采取讯问策略，才将其他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定罪。
而剧中还反映了对其他人的审讯，如对肖常荣（从犯之一）的审讯。审讯时，问肖常荣是谁询问车的事。他交代是刘进打的电话，主要是想问盗车的事还是盗窃文物的事。肖常荣准备说黄金生意的事，侦查员让其不要避重就轻，中途打断他，让他交代刘进的事。即虽然讯问过程中尽量不要打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但其交代无关的事情时，还是要提醒。
（六）侦查失误
1992年12月2日下午，偶然的机会交警发现了被盗车辆，司机还谎称说给部队首长开车，于是交警让他去打电话，结果人跑了，说明交警现场处置存在问题。不过，交警将车扣下，为今后的破案奠定了基础。后来通过走访，有个叫肖常荣的人打听K431008车的情况，后一举将其抓获。
在得到刘进在广州的消息后，开封市局与广州市局警察准备去拦截，消息称其在广州南方电影院门口拿钱，但因为堵车，钱已经拿走，人也走了。即侦查过程中，没有提前准备，而且对路况也估计不足。其后，得知刘进在省中医院门口，下午5时之前到，差点又因为堵车误事。好在最后时间赶上，于1993年1月16日下午7时将刘进逮捕。这说明，在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先要做好计划，并预留较多的时间，第一次因为时间不够让犯罪嫌疑人逃脱，第二次正是因为提前到达地点，预先有了埋伏，才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七）案件还原
随着国际文物走私黑浪卷起，刘农军早已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开封博物馆馆藏文物。他于1991年6月在广州将各怀“绝技”的犯罪分子刘进、李军、文西山集合在自己麾下，开始了盗窃文物的罪恶勾当。为增强作案的机动性，他们先在广州窃得一辆红色夏利车。然后通过彭国礼将驻汉某部“K46-1008”军车牌照改为“K43-1008”，挂在车上。1992年7月，刘农军一伙先后两次到开封博物馆踩点，并合谋制订了实施计划。为了保证作案后能迅速逃离现场，刘农军等觉得夏利车车速太慢，于是又盗走了开封市机电公司正出卖的白色桑塔纳轿车。9月16日，他们带着作案工具，驾车离汉赴汴，17日驶入开封市区，到博物馆观察情况。是夜9时30分，刘农军一伙在博物馆周围窥伺动静。18日凌晨1时许，他们将“K43-1008”轿车停在包公湖中坑南岸的加油站北墙外，刘农军和刘进龟缩车内用对讲机遥控指挥；文西山和李军翻墙入院，实施作案。凌晨5时许，刘进开车至博物馆北围墙外接应，将盗得文物放置在轿车后备厢后，立即逃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这样一起精心策划的盗窃文物大案，在公安干警的不懈努力下，千里追踪，不仅主要案犯无一漏网，而且被盗文物也完璧归赵。最终，4名主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表5.4 “9·18”大案4名主犯定罪量刑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