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可依靠执法表现提升层次

从执法角度来说，不同执法主体之间的管辖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客观存在如果能为影片所用，无疑提升了艺术表达的层次，即用执法来提高艺术叙事的内涵。《反贪风暴3》中体现了香港警方和廉政公署侦办案件的冲突。众所周知，廉政公署的职责是根据《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及《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赋予的广泛调查权力，以打击贪污。^[3]这次警方内部新出现了一个主体：联合财富情报组（JFIU），其致力于协助政府保护香港免受清洗黑钱及恐怖分子融资等非法活动的影响，由香港警务处及香港海关人员组成。^[4]简单来说，廉政公署打击贪污犯罪，联合财富情报组打击洗钱犯罪，目标不同、职责不同。但是现实中这两种犯罪往往交织，如贪污所得需要清洗得以漂白变为合法。此时，两个主体管辖会有交叉，影片表达了廉政公署调查员与联合财富情报组人员的冲突。执法主体管辖冲突是电影营造冲突的手段之一，这种冲突是比较直接的、正常的、合理的，也是高级别的情景设置——利用的是其他学科的知识。显然《反贪风暴3》在这方面下了功夫，为戏剧式冲突提供创作空间，其复杂程度和微妙程度值得学习。

执法所要求的遵循法律对艺术创作起到了精简优化作用。如《反贪风暴3》中欲做污点证人的狄伟杰下落不明是否对剧情有影响呢？影响不大，因为最终需要指证的人或死或被抓，而且证据比较充分，所以可以无须交代，即侦查终结的条件（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抓获）要求电影并不需要面面俱到，否则电影还需要叙述狄伟杰的行踪。如果电影善于利用这点的话，将是一种高技能，将执法核心要求反映到电影中即可，既不影响电影的完整性，也有助于电影的艺术表达，显得不拖沓。

艺术创作本身是一种宣传法治的表现。《寒战1》中保安局局长陆明华说：“香港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亚洲最安全的城市，法治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寒战2》中立法会议员、大律师简奥伟更是堪称法治精神的化身，他说：“就算是非常时期，也不能用非常方法。”这无疑对香港的法治文化进行了展示与宣传，用艺术手段表现出来。无独有偶，在《反贪风暴》系列尤其是《反贪风暴3》乃至香港廉政类影视剧中，更是将香港执法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甚至还对内地的法治精神进行了宣传。《反贪风暴3》在深圳游艇会抓张鹏时，影片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办案人员说，这次要抓的是副部级干部，真的没有问题吗？洪亮说，任何人无论职位多高，功劳多大，有什么样的后台，一旦触犯了法律，必须受到法律制裁，我们反贪局就是要向这些腐败分子亮剑。如果连我们都感到害怕，不但会让人民失望，述会让这些腐败分子更加猖獗，我们要相信法律。铿锵有力的言语，展现了内地打击贪污腐败的决心，也体现了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决心。就这点而言，内地与香港是一致的，而且内地再也不是以前“公安电影”时代一些影片中那样的人治、落后了。^[5]通过影片宣传正面形象，这是电影人需要完成的使命，《反贪风暴3》做到了。通过合拍片来展示两地法治，这种宣传无疑提升了艺术创作层次，也提高了艺术的表现力，是一个双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