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换个姿势看货币
一、货币的变迁
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货币的变迁史。
公元前4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货币隐藏在一套由陶筹代符组成的复杂计数法中。
公元前2000年，在古巴比伦，在城邦统治者的管理下，人们的交换主要是以类似临时凭证的虚拟货币（谢克尔银）为价值尺度进行。这些交易以楔形文字的方式记录在泥板上，就像今天我们的交易记录以电子账本的形式躺在银行系统中。
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在中国古代的商周时期，贝币成为财富的象征。商周的帝王经常把贝壳作为一种奖励，赏赐给下属有功的领主们，称“赐朋”。
公元前2000年，古埃及法老们用黄金铸造太阳神阿蒙的雕像、法老的面具，还将黄金做成各种饰物、器皿、祭品……在古埃及文明的影响下，黄金崇拜撒播到了两河流域、埃及半岛、希腊半岛等地区。从此黄金就像脱缰的野马，开始在人类历史上驰骋。黄金不仅是一种贵金属，是一种世界货币，也逐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一种不需要翻译的语言。
在中国两汉时期与同时期的东西罗马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的黄金不见了，罗马人指责中国的丝绸掏空了罗马；但其实，汉朝的黄金也不见了，上千年来大家都在苦苦寻找答案。黄金去哪了？答案应该是，在安息、波斯、贵霜、大宛这些中间商人身上。
公元1世纪，在罗马帝国广袤的国土上，有各式各样的货币在流通。但是，当各地向中央政府缴纳税款时，不能使用五花八门的当地货币，必须先要把税款统一兑换成帝国政府规定使用的一种小型银币。这种银币被称作“第那尔”。
中国明英宗时，政府开始承认白银为法定货币，到明朝后期，政府税收只要白银。从此，中国经济乃至王朝的命运，就与全球紧密连成一体。
在古代中国货币的大舞台上，铜钱作为法定铸币，几乎贯穿近3000年历史的始终，无论世界如何发展，技术如何演变，铜钱的主角地位总是岿然不动。
翻开西方的货币史，低贱的铜币只是一个龙套的角色，偶尔在历史的夹缝中灰头土脸地见缝插针，很多时候还因为滥造被直接赶下舞台。
1023年，北宋政府建立了“益州交子务”，开始接管交子纸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的出现并非偶然，它表明了专制王朝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绝对控制。纸币只是中国古代统治者的一种简单的“税收”工具罢了。
但在同时期的欧洲威尼斯，他们发明的是“债务”。当短期债务无法满足战争的融资需求后，他们就创新性地发明了一种长期债务，并为这种长期债务建立了二级市场，利息成为交易对象。
这是威尼斯乃至整个西方金融发展史的转折点。13世纪是世界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分岔，欧洲人首先学会了如何利用时间纬度，学会了如何理解价值的跨时期转移。
随着各种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诞生，存款货币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在我国，尽管储蓄的历史很长，贷款的历史也很悠久，但现代意义上的存款货币，是直到明清之际才真正出现。在货币的乘数效应下，货币开启了资本化的历程，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成为现代金融危机的源泉。
清末1866年、1883年、1897年和1911年的四次金融风潮，就与货币存款的乘数效应息息相关。
时间进入21世纪，从信用卡、芯片技术、ATM机、二维码支付到数字货币，金钱已经完全变形。金钱不再是一个“东西”，可以从沙滩上挖出，从矿藏里掘起。现在，金钱是一个体系，由成千上百个电脑构成的结算体系。这套体系，与美索不达米亚的陶筹，与古巴比伦的泥板，在载体上虽有极大区别，但内在运行逻辑其实一脉相承。
谁是下一个货币形式？这不仅取决于政府的答复，更取决于科技发展的脚步。结果可能会激动人心，抑或非常可怕。
在探索货币变迁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是怎样的？
在一个原始的采集部落，人们根本用不着货币。
在一个扁平化的小农社会，通过祭祀、礼物交换、战利品分配等机制，维持社会的交易秩序。
在一个垂直化的现代大生产社会，如果没有货币，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血腥和暴力、专制和独裁。
在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有无数的可能，可能是灿烂的自由，也可能是恐惧的奴役。
货币虽然给人类带来许多的困扰和争斗，从来都不是一种最好的安排，但在当下，却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当然，就像人类诚信和欺骗两种性格与生俱来，假币和货币的历史一样悠久。在货币伪造的历史上，有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较量，也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斗。假币，可能是个人赖以生存的手段，也可能是国家战争的武器。
从哲学意义上，货币是一种符号。
只要我们心中有同样的信仰，那么，无论货币的面孔如何变换，货币的形式如何展现，也无论货币是否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它就具有连通一切的神秘力量。
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知，货币携带的那种连通一切的“交换价值”，并非客观存在于货币之中，而在于解释者，在于人。
历史上，许多货币被收藏，货币的“标出性”是收藏的基础。
在货币符号的运行过程中，人也是一种符号，会被打上标签，会被异化，也时刻面临祛魅和蒙魅。
二、货币的两面
货币扩展了人类的合作范围。通过货币的作用，几百人、几万人甚至几亿、几十亿的人口紧紧团结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分工协作网络。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货币犹如血液，在社会的各种新陈代谢中起着运输和补给作用。
不仅如此，货币也扩展了人类个体的自由。一个人被剥夺了财富，就注定摆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货币的发言权越大，权力的发言权就越小。当帝王与草民在金钱面前完全平等时，自由就存在了。
再如，拿一个人人都愿意接受的通货“美元”和一个相同价值的谷物，在市场上进行交换，显而易见，美元的选择权要多得多。
所以，哈耶克才会认为，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
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对金钱嬉笑怒骂，口诛笔伐。
卢梭认为，人类早期是处在一种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之中的，人们过着本性所许可的自由、健康、善良而幸福的生活，但自从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了。使人文明起来，又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
货币在给我们带来巨大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奴役。
西美尔说：“从来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能够像货币一样如此畅通无阻地、毫无保留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心理性价值，一种控制我们意识、牵动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的。”
货币取代了专制君主，成为统治人类的国王。在《论金钱的本质》一文中，赫斯说，金钱是“人所创造的神”，反过来成为统治人、奴役人的异己力量。在金钱的统治下，人变成了一件商品。
货币不仅操纵个人命运，也主宰国家前途。
货币是人造的奇迹，也是社会运行隐形能量。
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货币总是令人着迷，又让人怨恨。
三、看待货币的三种姿势
看待货币的姿势有许多种，从不同的角度，你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
第一种姿势：从货币形态学的角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十分沉醉于钱币本身的形制、文字和图形，并将钱币学寓于金石学内。唐代张子平说，“美人赐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这些钱币学家对王莽之世五花八门的货币兴致勃发，而对唐宋千篇一律的钱币则懊丧不已。但事实上，货币的整齐划一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王莽千姿百态的货币形制背后，是老百姓困顿不安的经济生活。
那些金石学家们流连于片钞只钱之中，埋头于方圆撇捺之间，真正的货币史家则很少。自魏晋以来，《刘氏钱志》《顾氏钱谱》《古泉丛话》等钱币学著作不可胜数，钱币收藏家们更是群星璀璨。但在这些士大夫眼里，货币的经济性荡然无存。他们只是一个个金石家、把玩家和鉴定家。
第二种姿势：是从货币史的角度。
在二十五史中，绝大部分都有“食货志”的章节，但除《史记》外，几乎都是流水账式的。欧阳修是古代金石学的鼻祖，可他编撰的《新五代史》，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竟然没有《食货志》。中国货币史研究的奠基人彭信威说：“货币史是历史的一部分，研究货币史，总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理解历史。”正是从彭信威和他的《中国货币史》开始，人们开始将货币形态的变迁、物价的变化、人民的生活、社会的意识、王朝的兴衰联系在一起。
于是，大浪淘沙，洗尽铅华，货币突然从万物众生中脱颖而出，穿着金甲圣衣，成为历史变迁的决定力量。从货币史的角度，货币不仅见证了雅典文明的兴亡，诠释了古罗马帝制和大秦帝制的演变规律，也决定了英法战争的百年荣辱；无论是“文景之治”“开元盛世”的海晏河清，还是“五胡乱华”“五代十国”的浑浊乱世，都有金钱的力量在背后驱动。在许多人看来，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史，一部上下三千年的世界史，其实都是一部货币史。但在宏大的历史叙述中，总有太多的历史细节被一笔带过，那些渺若星辰的小人物，总是被代言、压制、掩盖，最终销声匿迹。
第三种姿势：是从货币理论的角度。
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建立了“轻重”的货币理论，提出货币是封建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工具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贾谊提出了“法钱”的概念，并提出由政府垄断货币材料——铜的主张。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极力维护中央垄断货币铸造权的政策，为封建帝国健全货币制度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北宋时期，纸币诞生后，产生了相应的“称提理论”，设置纸币发行准备金保证兑现，以维持币值稳定，还建立了“钱会中半制度”，即在国家财政中铜钱和会子使用数量各占一半，以示二者地位平等。
在西方，18世纪初的时候，约翰·劳就认为，货币的数量影响着全体国民的财富，增加货币量可以扩大生产，因为贷款更加便利，投资更具吸引力。亚当·斯密判断，随着纯粹的信用货币（纸币）对金属货币的替代，社会相应需要承担的金融风险，会进一步加大。马克思则觉得，货币是最本质的社会关系，而生产关系危机最激烈的表达形式，是货币危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出现货币主义学派，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
人们总想通过一套完美的货币理论，驯服货币这头时常失控的野马。
然而，理论是灰色的，现实之树常青。历史上，货币理论家们很多时候只是放放马后炮，在旁边指手画脚还可以，一旦赤膊上阵，立马各种不行。
四、用一种间谍卫星的高度
赫拉利说，观察历史的走向，重点在于用哪种高度。
当你站在10米高台，你看到的是从你眼底走过的人群和墙脚丑陋的垃圾。你无法分清这个世界的脉络。
当你站在100米的房顶，你可以看到车来车往的走向。但你的视野依然只是城市的某个侧面。
当你从10,000米的飞机上鸟瞰大地的时候，你看到了壮阔的江河湖海，看到了连绵起伏的群山峻岭，它们在你的眼底错落有致。但你看到的只是一个轮廓，你无法看到里面的细节。
如果我们站在太空的高度，用间谍卫星的精密来看，那么，我们眼里的世界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景象。不仅可以看到地球的经纬，也可以拉近研究一些有意思的细节。
对货币史的研究，本书将尝试换一种姿势，采用一种间谍卫星的高度。
第一，全球化的视角。
一部货币史，不仅是中国史，也不仅是欧洲史或美国史，而是一部全球史。货币是全球人类融合统一的一种重要工具，无论是贝币、黄金、白银，还是后来的存款货币、电子货币等，如果只是站在一国的角度观察，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中国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南方丝绸之路，同时也是一条贝币之路。黄金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失踪，是黄金在各国流转的结果。17世纪白银进口大大减少，则是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第二，多学科的视野。
保持一种姿势久了，难免会感到厌倦、疲惫和丧失激情。那么，在讲述货币的时候，能不能多换几种姿势，更加婀娜多姿一些，更加热情奔放、幽默风趣一些。无论是货币形态学，还是货币史、货币理论，本质是不可分割的。比如，当我们比较西方铜币与中国铜钱发展的不同路径时，就有必要列举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货币形态特征。在谈论纸币的创新时，离不开约翰·劳的《货币和贸易》。在提到存款货币的时候，又怎么能够不聊聊货币的乘数效应。
第三，更多的历史细节。
货币史也是人的历史。再广阔的时代背景，也是由一个个人物去创造、去实践、去感悟的。在必要的时候，要调高卫星的分辨率，拉近距离，观察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琐碎生活。就像郯城的那个王姓妇女，从铜币的余温中，我们感受到小人物的无力、无助和无奈。就像替纳粹制造伪钞的萨利，当他放弃所有的生命激情与幻想，靠着仅有的那点人生经验和智慧，去对付各种无以躲避的问题，我们感受到的是战争中一颗小棋子的卑微。
五、货币深处的余温
货币不仅是一个交换媒介，它还是许许多多生命的无声见证。
货币的世界，很多时候，现实而且冰冷。金钱光华的背后，有许多腐烂变质了的东西，如黑色一般，晦暗，绝望。
人们都向往童话里的生活，因为无论经历多少挫折，在童话的世界里，王子、公主和七个小矮人，都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这本书中，我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想象，赋予货币一丝柔软，一抹色彩，一点童话里的美好、忧伤、或者恐惧。
这种化学反应，就像将水与火相融，要么相爱相杀，要么烹调出人间至味。
在岁月的长河中，无论你灿若星辰或低于尘埃，最终都将陨灭。余下的那些古老物件，就如同火焰燃烧过后，留下的一堆灰烬。
黑格尔说，历史像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还有余温。
那一枚枚用金属铸成的硬币，那一张张沾着汗水的钱钞，似乎还带着一丝体温，诉说着万古长夜中曾经的人和事、家和国、或泣或歌，或悲或喜。
现在，就让我们把手伸进货币深处的灰烬中，去触摸那个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