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的大分岔
两宋时期，纸币的发明令世界惊叹。
其实，纸币的出现并非偶然，它表明了专制王朝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绝对控制。
在西方，货币标准是贵金属，但在中国，自秦朝以来一直使用青铜币。
青铜币价值不高，纸币更是毫无价值，之所以能够顺利流通，是因为政府有着压倒一切的作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王朝，一遇到战争、动乱，面临财政危机，首先想到的是加税、强制捐款等手段。
从春秋管子的轻重论，西汉桑弘羊的盐铁论，后来的王莽变法，之后唐朝刘晏、宋朝王安石、明朝张居正等，他们的改革都无一例都是在“税”上做文章，整个帝国的财政体制、收入来源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相比直接增税，发行纸币无疑更为廉价、隐蔽。
“通货膨胀税”来得如此容易，此后的一代代君主都难以抗拒这种诱惑。
北宋、南宋也如此，同时期的金也一样，此后的元也曾滥发纸币，明初甚至只准用纸币，清咸丰年间，为了应付太平天国起义，也增发行以制钱为单位的大清宝钞。
纸币，在中国古代，只是专制统治者的一种简单的“税收”工具罢了。
所以，纸币并未改变社会结构和专制王朝的兴衰循环。
同时期的欧洲，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财政和税收体制。
从中世纪开始，国王的一切花费大都出自他个人的领地，对于领地之外的土地和农民，国王则没有权力直接征税。
一旦战争爆发，国王要向全国人民征收国税，或征收非常税，就必须与纳税人协商，取得贵族议会们的同意。
而在威尼斯，作为一个城邦国家，则基本上是一种共和体制，增税必须由议会同意。
13世纪的时候，当宋朝为了应付各种战争疲于奔命的时候，意大利各个城邦间争战也是此起彼伏，威尼斯也遇到了相似的财政危机。
显然，威尼斯人没有发明出“纸币”这种强大的税收工具，他们发明的是“债务”。当短期债务无法满足战争的融资需求后，他们就创新性地发明了一种长期债务，并为这种长期债建立了二级市场，利息成为交易对象。
这是威尼斯乃至整个西方金融发展史的转折点。
以税收作为抵押，向国民和商人们举债，这是东西方（特别是中国和西欧国家）分野的关键所在。
从威尼斯开始，此后的西方国家，无论是在荷兰，还是在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政府财政部门的首要任务，除了征税，就是发行债券。
债券特别是政府债券的成功与否，是整个金融市场的关键所在。
在美国，汉密尔顿的债务重整计划中的三支债券，埋下了华尔街的种子。这几支政府债券强化了价格发现机制，提升了流动性。从此，美国资本市场一发不可收拾，其形成的资本形成机制，为之后的工业革命、科技创新打下了基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在考察金融对工业革命刺激作用的时候指出，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或至少不是其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工业革命早期使用的技术，大多数在工业革命前就已经有了，但由于缺少长期资金的资本土壤，这些技术很难从作坊走向工业化大生产，“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
金融革命的源头，就在威尼斯的国债融资中。
13世纪是世界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分岔，欧洲人首先学会了如何利用时间纬度，学会了如何理解价值的跨时期转移。
这才是金融的真正核心所在。
债务融资也是证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一切金融市场的原始驱动力。以税收通过证券化获取资金，不仅使“钱”增多，也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一分钱被掰成了两瓣甚至三瓣、四瓣用。
国债融资一旦制度化、市场化，其所带来的力量将是颠覆性的。
商品经济是天然的革命派，总是以不断地破坏旧制度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当国家欠债越多，国王、政府就有求于百姓，这最终能制约国王的权力、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
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认为，之所以民主法治能在英国兴起，就是因为在英国国王把土地逐步卖掉之后，不得不向国民举债。
梁启超在他的著作《中国国债史》中，开篇即言：中国自古无国债。他说，“盖公债与立宪政体有切密之关系，愈文明之国，其负担之公债愈多之，信其政府使然也。中国之政体，民视政府如仇敌，如盗贼，其不能得公债于国内也”。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是官僚，还是帝王，想得更多的是搜刮更多的财富，然后“窖藏”。
美国学者麦克唐纳的研究指出，如果以1600年时哪国能借到大量公债、哪国没借公债为标准将各个国家分成两组，会发现，400年前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都既有民主和法治，又有发达的经济。
1600年前后的明朝，国库藏银约1300万两，朝廷甚至储存了足够吃9年的谷粮，可是，不久明朝就被改朝换代。
当时的印度国库则储藏了近6000万两金银，可他们竟然坐在那些金银上等着被殖民化。
最典型的莫过于清明，雍正最大的目的就是“允盈国库”，死后留下5000万两白银，乾隆后期的1789年，为6000万两。但是，这些积攒并没有阻止清王朝的衰落。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清王朝已经不堪一击。
图6-8 中国与西欧人均GDP的比较（400年至2000年）
今天，最有名的靠赤字增长的案例莫过于美国，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但这并不影响它超级大国的角色。
两宋曾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人均收入最高、经济最繁荣的国家。在当时，农业种植技术世界领先，人均铁的使用量是欧洲同期的5～6倍，纺织水平相当于1700年欧洲同类机器的水平。
13世纪中国城市的繁荣，令来自发达商业城市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也感到惊讶。
但是，两宋之后，东西方被分成了两部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史。从1500年到1820年，西欧人均GDP增长了89.4%。西欧以外的世界，仅增加了11.7%，而在中国增长率近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