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王子的钱币收藏
李贤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公元674年，在他大哥李弘不明不白地死去后，他被立为太子。
李贤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长得眉清目秀，举止端庄稳重，读书过目不忘，一直为他老爸李治所喜爱。
章怀太子李贤最值得称颂的是他极深的国学造诣，喜读《论语》，业余钻研史学，有着迷人的文人气质。20多岁时，就被派去注释范晔《后汉书》，老范这本书写得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经他整理校籍后脉络分明，史实清楚，他还做了亲笔点评，留下了让后人赞誉的“章怀注”。
也正是在注史的过程中，李贤对钱币收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一方面，李贤花了巨大的精力，按一个时期一枚的方法，把自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的货币梳理了一遍；另一方面，在工作过程中，他还注意收集外国货币，包括东罗马帝国金币、波斯的萨珊银币、日本“和同开珎”银币等，几乎贯穿了整条“丝绸之路”。
可是，李贤的命运却是十分的悲催。
皇上李治体弱多病，太子监国与母后临政之间的矛盾势同水火。
历史记载，武则天曾屡次训诫儿子，并特意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政范》和《孝子传》，要求李贤学习忠孝之道。
图11-5 何家村宝藏中的各国钱币
李贤自认聪颖过人，他在注释《后汉书》中，特别提到后汉大权旁落于皇后和外戚之手的史事，有讥讽时政之嫌，犯了武则天的忌讳。
后来，武则天的宠臣明崇俨遇刺死亡，母子间的矛盾公开化，武则天认为明崇俨是李贤派人刺杀的。
李贤有口难辩，被废为庶人，流放到远距长安2000多里的巴州。
在巴州幽禁期间，李贤很害怕自己落得哥哥们的下场，写了一首《黄台瓜辞》，希望打动母亲。“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
李贤借诗言志，希望母亲做事留有余地，不要对亲子一味猜忌、过度杀戮，否则，犹如摘瓜，一摘、再摘，采摘不已，最后必然是无瓜可摘，抱着一束藤蔓回来。
短短30个字，借瓜言事，婉转哀鸣。
很可惜的是，他的母亲是武则天，此刻已经被权欲熏红了眼。
高宗死后不久，武则天便让大臣邱神绩驰赴巴州，逼令李贤自杀，除掉了这个怀恨已久的政敌。
李贤死后，他的后代回到长安，但日子并没有好多少。长子李光顺不明不白被诛杀。次子李守礼幽闭宫中，常年被杖责。直到唐中宗李显上位，李守礼才重获自由。
在史书上，李守礼是一个不学无术、浑浑噩噩的亲王。其实，这何尝不是对父亲遭遇的深刻反省，一种以另类的生活方式躲避政治灾难的明哲保身。
李守礼继承了李贤的大部分财产，当然包括那些精心收藏的钱币。
李守礼死后，这些钱币很可能传到了广武王李承宏的手上。
公元763年，吐蕃军队攻破长安，唐代宗出逃，李承宏被吐蕃拥立为帝。
但不久，郭子仪收复长安，代宗复位，在位仅两月的李承宏废黜，被安置于华州。李承宏在离开长安前，把自己毕生积累的财富，包括他爷爷李贤的钱币珍藏，深深地埋进了土里。
不幸的是，两个月后，李承宏病死了。于是，这些财宝开始了1000多年的窖藏岁月。
直到1970年10月，在一次民工盖房子打地基的时候，终于重见天日。
窖藏的主人到底是谁，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李贤及其儿子李守礼，还有人认为是租庸使刘震。
无论是谁，这些窖藏的主人一定是一个中外钱币收藏家。
从有些钱币已经破损而没有被舍弃的情形来看，这些钱币是有意累积的成果。另外，许多种钱币只留存一枚，显然是用作收藏。
中国“古泉学”（今天的钱币学）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1500多年前的南朝齐梁时期，就出现了专门以历史钱币实物为收藏、研究对象的学术活动，并出现了相关学术著作。
这一现象，要比欧洲的钱币学早出现800多年。
最有意思的是，这些沉醉于货币“形制、文字和图形”的钱币学家们，往往为新莽时代奇异多姿的货币而着迷，而对唐代呆板一律的货币趣味索然。
其实，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货币变化越少，人民的经济生活才越稳定，市场经济才越发达。新莽时代丰富灿烂的货币文化，其实是对老百姓的一种财富掠夺，而千篇一律的开元通宝背后，才是一幅盛世图景。
数千年来，货币形制千姿百态，这是钱币学过早兴起的原因和基础，但这恰恰也印证了中国商品经济长期落后、通货长期不稳，印证了古代民众的困顿不安、颠沛流离。
一个货币要具有收藏价值，它必须是一个“标出项”，标出性越高，收藏价值越高。
所谓标出性，是相对正常主流文化而言，显得标新立异。
比如错币、珍币，并不是因为有多高的价值，而是因为独具一格。
艺术之美往往是一种标出之美，所以面对新莽奇异的错刀，才会有“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的不知所措。但是，生活之美，却是一种平安、稳定之美，越多的标准项，意味着越多的动荡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