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
对于伟大导师列宁来说，1918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年份。
十月革命后，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受到各方敌人的武装干涉。1918年3月开始，英、法、日、美等组成“十四国”，与傀儡政府的白卫军一起，从四面八方向苏俄发动军事进攻，企图一举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
国内的白俄势力也在想尽一切手段刺杀列宁。
1918年1月14日，列宁在彼得格勒遭遇枪杀，手被打得鲜血淋漓。
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莫斯科再次遭到枪杀，身中3枪，虽然被抢救过来，却留下了很大的隐疾。
此时，全国处于饥荒的关头，粮食紧缺，人民遭受着饥饿的威胁。
在电影《列宁在1918》中，苏俄契卡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对叛徒奇多尔夫说：“看着我。看着我的眼晴。看着我的眼晴。混账东西，你居然混到我们革命的心脏里来了。”面对奇多尔夫的枪膛，捷尔任斯基坐态自如，毫无惧意，他冷冷下令：把枪放在桌子上。
图9-8 电影《列宁在1918》剧照
当然，叛徒并没有听话地把枪放在桌子上。
列宁在1918年，就是这样一个敌我生与死决战交锋时刻。要么敌赢我输，要么敌死我活。
在这一危急形势下，列宁宣布，“全国立即进入战时状态”。
列宁毫不犹豫地亮出了刺刀。
1918年8月，《真理报》宣告：“所有那些绅士们都是算账的对象，任何对革命阶级构成危险的人都要毁灭……工人阶级的赞美诗将是仇恨与复仇之歌！”
1918年9月，在列宁主持下，苏俄政府颁布了《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恐怖的极端必要性。在苏俄情报组织契卡的组织下，全俄开展了一系列肃反运动，数月内处决人数逾5万。
1918年，苏维埃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
在农业中，实行余粮收集制，即农民全部余粮都必须上交国家，禁止私人买卖。
在工业上，所有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并对工人实行实物供给制和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制；禁止生活必需品私人买卖；实行主要消费品的定量供应；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迫地主、资产阶段参加体力劳动。
这些“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动员、集中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保证了前线的供应，为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程中，滋生了一种幻想，认为“战时共产主义”不仅能够捍卫苏维埃政权，也可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
1920年3月，战争基本已经结束，全国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经济建设。
但“战时共产主义”措施并没有松动并解除，而是更加强化。
1920年度征收到的余粮比战争最艰苦的1919年增加了55%；国有化政策继续强化，5名以上雇工的小企业也被收归国有。
在当时的认识中，以为只要靠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就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并建立共产主义关系。
显然，这是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
1920年，货币已贬值到一文不值的地步，每一个卢布的价值只等于1914年的万分之一。
货币几乎已经失去了经济意义。许多人把整袋的卢布背回家糊墙、做窗户纸或用来烤火。
人们拒绝接受钞票，一些奇缺的商品如食盐、火柴、谷物、食糖等取代了货币的地位。1920年秋，苏俄在经济关系实物化方面迈出决定性一步，就是作出《关于废除某些货币结算的决议》。
这个决议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对苏维埃机关和企业职工的邮电、电话、水、煤气、用电服务等一律免费；配给的食品免费；房租免收。
图9-9 苏俄早期发行的卢布（1919年）
在一个垂直化的大生产体系，没有货币的润滑，如何维持生产生活？答案是：军事化。
首先，经济生产“军事化”。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严格的、极端的集中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
在农业上，方法是“加强国家调节”，种种不得违抗的命令“像冰雹般地向农民打去”。例如，当时农民不愿意多种地，于是成立了播种委员会，由国家制订播种计划，然后层层落实，一直到每一农户必须完成多少播种面积。
在工业上，方法是实施“管理总局制度”，一切大中小型企业都由国家统一领导，地方行政机关直接抓各企业的生产计划、原料采购、工厂生产等，企业无偿上交全部产品。
其次，管理手段“军事化”。
“战时共产主义”的美妙前景使苏维埃俄国处于狂躁的岁月，当一切暴力手段都征不上“余粮”时，列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凡有余粮者”。《关于余粮专卖法令的要点》指示：“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收粮站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1年以上的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
在工业生产上，针对大批工人擅自离开企业，苏俄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公布逃跑者名单，关进集中营，后来干脆采取劳动军事化的方法，对擅自离开工作岗位的人员，按战时法律以逃兵论处。
战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验，采取消灭货币和禁止商品流通的措施，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
一方面，黑市猖撅，所有城市都有大规模的黑市交易场所，往往国营商店里空空如也，冷冷清清，而自由市场上却人山人海，生意兴隆。
另一方面，国家想把职工的衣食住行包下来，但实际上包不了。据统计，以食物为例，国家配给的食品只占城市居民需要量的25%～40%，大量食品仍在黑市上购买。
更重要的是，农村的余粮收集制、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挫伤了农民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相比1913年，农产品总量减少了40%，工业企业有2/3停工，其余1/3也是开工不足，各地连续发生饥荒，农民暴动先后遍及30多个省。
很快，列宁认识到了“战时共产主义”存在的问题，并在不同场合公开反省。
他说，我们原来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列宁强调，这次失败比“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
1921年10月，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取消苏维埃纸币，发行稳定的货币切尔文卢布，用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重建银行制度，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苏俄这才重新回到正常轨道。
图9-10 苏联发行的切尔文卢布